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

企业债务融资“所有制歧视”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国有属性可能通过多重机制使企业在债务融资契约中获得更优的交易条件。本文在综述融资“所有制歧视”存在性实证成果基础上，将其微观机制总结为“兜底效应”、“资源效应”、“干预效应”和“信息效应”，初步阐释了各机制的含义与异同，并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基于目前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研究不足的现实，本文在激励约束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关于在职消费与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认为由于在职消费可以带来私人收益而引致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基于后果的随机前沿度量方法对融资约束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在职消费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并且该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财富临界值也较高。

本文利用Wang(2010)提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针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09年面板数据研究融资约束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在公司微观层面为技术效率以及融资约束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采用传统指标(公司规模、杠杆率和公司年龄)以及依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估计的融资约束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融资约束对于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利用短期融资券推出作为自然实验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着力完善信贷市场机制，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为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

如何促进和鼓励民营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对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关重要。考虑到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决策的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我国120个城市6826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深入考察了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产权保护水平和融资约束程度对其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行业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所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和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无论是对于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参与研发活动还是提高其研发投入强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影响总体上对中小企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若想促进民营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产权保护以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以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研发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金融市场中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外部冲击研究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研究融资约束对投资影响中融资约束分类标准问题以及Tobin Q的度量误差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数据，本文发现短期融资券的推出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最终对公司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均是显著的。在使用多种其他方式度量公司投资机会和投资，本文的结论都是稳健的。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公司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金融市场创新改变公司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创新引起的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两者关系中“分配金融资源”的理论观点：金融发展能够更加有效的分配资金资源，减少公司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的业绩，本文提供了这一经济作用机制的实证证据。本文发现当短期融资券成为企业潜在的融资工具后，能够利用这一金融工具的企业在负债能力和投资能力方面有了大幅提高，其经营业绩也得到大幅增长。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政治关系影响了公司价值，但对于如何影响公司价值还知之甚少。本文从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角度检验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公司价值。本文使用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制造行业的公司数据检验公司政治关系对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同融资约束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本文发现政治关系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敏感性。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融资约束划分标准后，本文发现不同融资约束下公司政治关系的价值不同，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公司政治关系更深地影响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敏感性，因此具有更高的价值。本文的证据支持了政治关系有助于公司获取融资资源从而提高公司价值的观点。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非线性操控应计额估计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度量财务报告质量，以Richardson（2006）模型来计量投资效率，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而检验会计信息是否发挥了定价和治理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融资约束和自由现金流量因素，财务报告能缓解投资不足和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当公司面临的现金过剩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更能发挥治理功能；但是，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未能发挥定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