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 一步考察了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哪种类型企业的过度 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较轻。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 年的样本数据，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 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 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 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如何影响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从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相关数据，实证验证了紧缩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紧缩货币政策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非线性操控应计额估计模型计量的“应计质量”度量财务报告质量，以Richardson（2006）模型来计量投资效率，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而检验会计信息是否发挥了定价和治理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融资约束和自由现金流量因素，财务报告能缓解投资不足和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当公司面临的现金过剩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更能发挥治理功能；但是，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财务报告未能发挥定价功能。

本文以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333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影响投资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全样本而言，长短期负债均与企业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按企业投资增长机会和内部现金流进一步分组后发现一方面长短期负债均加剧了高投资增长机会低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另一方面短期负债并不能抑制低投资增长机会高内部现金流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本文以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333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影响投资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全样本而言，长短期负债均与企业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 按企业投资增长机会和内部现金流进一步分组后发现一方面长短期负债均加剧了高投资增长机会低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 另一方面短期负债并不能抑制低投资增长机会高内部现金流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