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

  • 详情 专精特新认定与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 详情 企业债务融资贵的新解释:来自气候灾害冲击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详情 影子银行监管与企业信贷可得性研究——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 详情 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的测度和影响研究:基于行业网络风险传染视角
    本文基于LASSO-VAR模型,使用A股全行业各股票近11年1分钟级高频数据,结合网络分析方法,从全样本和滚动窗口的视角分析房地产及其上下游行业的风险冲击及传染,测度“房住不炒”和“三道红线”两种不同力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样本期间,房地产的系统重要性较高,且扮演着“风险传出者”的角色。(2)“三道红线”的调控效果远高于“房住不炒”。(3)“三道红线”政策过于严格,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4)房地产在受到紧缩性政策冲击后,风险会立刻向下游行业传递,而上游行业约4个月后才受到冲击。最后,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详情 A股关联公司的股票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分析师共同覆盖的视角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 详情 新闻叙事与资产定价——来自大语言模型的证据
    投资者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评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一直是实证资产定价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指出新闻文本会改变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股价,但如何有效提取与宏观经济风险相关的文本叙事信息来解释或预测资产价格变动,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七家专业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数据,首次结合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BERT大语言模型来测度新闻叙事注意力信息,然后利用稀疏工具主成分(Sparse IPCA)估计影响基本面的状态变量和影响资产价格的叙事定价因子。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发现:第一,本文利用新闻文本估计的状态变量对于消费、产出、国债收益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这表明新闻叙事蕴含着影响经济运行的信息。第二,相比CAPM、三因子等基准模型,基于新闻文本构建的叙事因子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资产错误定价现象,并对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化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第三,与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方法(如LDA主题模型)相比,利用BERT提取文本信息可在保证因子模型简约性的基础上获得更优异的定价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解释资产横截面收益差异有新的启示,同时为应用大语言模型于经济金融学研究抛砖引玉。
  • 详情 金融心理学的一个理论综述及“非理性”的A股投资案例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心理学理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进行实际的投资决策时,其信念的形成并不遵循贝叶斯理性,其选择的偏好也并非满足“理性”的假设,而是存在种种“非理性”的局限。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其决策行为和结果产生总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典型的如代表性思维、经验法则、锚定与调整效应、框定依赖偏差、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证实偏差等。本文在介绍这些经典金融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予以借鉴并对我国A股市场上发生的投资者心理就行了分析,本文成果对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 详情 高管股权激励的环境治理效应:“名副其实”抑或“虚有其表”——基于我国A股高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 详情 ESG评级分歧与债务资本成本
    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 详情 国有注资能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吗?
    国有股权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使用2013-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国有注资所带来的国有股权对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注资能够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水平等方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注资后成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面临较大市值压力的企业来说,国有注资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为有关国有股权与非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碳目标”的推进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