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金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权型工具，本文聚焦于股权投资型绿色基金，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基金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对企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加快企业低碳转型的进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基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管理层碳关注力、提高绿色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绿色基金对非国企、规模较小、融资约束更强、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呈现出“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特征。此外，政府型和市场型绿色基金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碳生产率。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绿色基金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科技监管能力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监管科技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成为关键议题。本文聚焦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企业画像系统有助于交易所增加监管问询的频率和强度，并促使企业及时高效回复，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坏消息隐匿，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画像系统通过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减少坏消息的生成概率，从而减少坏消息囤积，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画像系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坏消息隐匿动机更强、信息环境更差以及对监管预期感知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画像系统对企业信息隐匿的抑制，不仅会引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形成乐观一致预期。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在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中的效能及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构企业的业务模式与创新路径。本文以2018—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依托企业在线招聘数据与职业层面的大语言模型暴露度，构建了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核心业务面临的技术冲击对其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面对外生技术冲击，企业主要通过推动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与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将技术红利转化为实质性的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技术吸收能力较强、转型动机强烈以及具备长期积累优势的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从外生技术冲击的视角，为理解人工智能重塑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引导企业妥善应对技术更迭、优化要素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参考。

可转债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工具，其强制赎回条款在实践中可能被上市公司利用，通过操纵股价满足强制赎回条件，以便加速转股进程。基于2006-2025年中国A股市场数据，本文分析了可转债强制赎回背景下的股价异动现象。研究发现：在强制赎回条件触发的关键窗口期，正股价格出现显著异常拉升，强制赎回公告后则迅速反转，呈现“拉高达标”的“倒V”型反转特征；面临较高偿债压力和融资成本的发行人，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操纵推动股价达到强赎条件；微观交易数据显示，临近强赎节点时，市场买卖失衡、知情交易增多及大额交易增加，验证了主力资金通过短期内大量买入推升股价的操纵机制。本文揭示了可转债强制赎回条款可能诱发的道德风险，为完善市场制度设计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文利用2006至2015年期间A股IPO申购资金冻结政策，研究周期性流动性紧缩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发现，IPO申购资金冻结显著推高主要货币市场利率：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交易所隔夜回购利率和隔夜Shibor平均分别上升12.4、38.3和11.6个基点，且利率上升幅度与IPO资金冻结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IPO资金冻结同时造成货币市场交易量和交易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此外，IPO资金冻结还推高部分债券市场利率，引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为应对流动性紧张而改变债券发行计划，各类信用债乃至国债在IPO资金冻结期间的日均发行量普遍下降20%至30%。最后，我们发现虽然央行会在IPO资金冻结期间通过逆回购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并不足以抵消IPO资金冻结造成的冲击。本文揭示了流动性冲击的跨市场溢出效应，强调了金融政策跨市场协调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性。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壮大耐心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企业自身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本文基于耐心资本投资是否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使用2003—202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推动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可以缓解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且当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依赖关系越强、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能力越弱时，供应链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揭示，耐心资本通过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供应商应收账款周转效率）与信用扩张效应（提高客户信用贷款比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创新水平。本文结论为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财经社交媒体深刻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如何从投资者视角有效提取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已成为识别市场动态和资金流向的关键。本文采用雪球网百万用户近8500万条社交媒体大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构建基于社交媒体的A股上市公司关联网络，研究关联股票间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 社交媒体关联股票加权收益率对目标股票收益具有显著为正的预测能力，且该结论在控制各类公司关联动量后仍然保持稳健，据此构建的等值加权多空策略可产生约36个基点的日平均收益。(2) 经济机制检验发现，关联股票加权收益率越高，目标股票的散户买入、主动性买入订单越多，并且在套利摩擦更高的股票中，动量溢出效应越强，支持了注意力溢出与有限套利驱动的错误定价的理论解释。(3) 进一步分析表明，投资者情绪越高、预测期限越短，动量溢出效应越强；该效应在考虑交易成本、采用不同关联测度方式以及纳入多源社交媒体平台后依然显著。本文揭示了互联网时代下基于社交媒体的公司关联的独特价值，可为监管层实时研判公众认知和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提供更高频、前瞻且准确的依据，对二级市场投资决策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