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人数”协同的多层次整合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机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数据，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并依托技术-组织-生态多层次整合框架，实证检验“人数”协同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效能；（2）“人数”协同通过在技术层激发创新螺旋、在组织层优化资源配置和在生态层构建战略联盟，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源禀赋企业通过“人数”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边际效能显著更高，印证“人数”协同是资源禀赋的“增效器”。本文从多层次整合视角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融合的理论边界，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实践范式。

突破性创新是破解我国创新质量短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也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长期主义变量，运用企业发明专利CD指数测量突破性创新水平，探究高管长期主义特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管长期主义通过提升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抑制外部并购等路径，提升了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高管团队断裂带削弱了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时间导向影响高管创新决策的研究，并为企业实现从“外源依赖”到“内生驱动”的突破性创新路径演进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经典的“债务-通胀”渠道认为，通胀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并将财富由银行转移至企业。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监管环境下通胀会引起银行和企业间非单调的价值转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债券违约率更高、回收率更低的松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回收率上升，实际价值从企业向银行转移；在违约率较低、回收率较高的严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名义债务贬值，实际价值从银行向企业转移。本文利用1994-2025年的A股数据，提供了支持分析的经验证据：08金融危机引发对银行监管的关注和巴塞尔Ⅲ导致了银行价值对通胀的暴露由正转至长期为负，而影子银行的发展又重新降低了银行对通胀的负向暴露。基于DSGE的量化模型中，货币政策与通胀冲击会产生符合分析的价值转移结果。本文为通胀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银行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货币非中性的证据。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评论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研究Twitter上关于新能 源汽车的大量评论情绪是否是TESLA的股价波动产生的原因, 本论文假设从Twitter收集到的用户情绪 数据与TESLA股票市场价格相关。并采取CS新能车指数399976和Twitter上的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评论情 绪数据与CS新能源车指数的股价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投资者情绪是指数价格 变化的主要原因,且投资者对新能源汽车指数的正面冲击是短期的,长期来看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将 会消失。

本文以2011—2023年A股市场存续的全部股票型ETF基金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识别流动性服务业务引入对ETF跟踪误差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引入流动性服务机制可显著降低ETF的跟踪误差，该结论在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服务商激励改善与市场交易条件优化是跟踪误差降低的主要传导路径，机构投资者比例提升进一步强化流动性服务的政策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优化复制策略、宽基指数ETF与中小规模产品受益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机制显著改善了流动性基础薄弱ETF的跟踪误差，缓解了市场“马太效应”。本文从制度演变的视角系统揭示了ETF市场流动性服务机制的微观传导与结构性影响，为提升ETF基金运行质量与健全ETF市场功能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政策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容量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升级、无实际控制人现象在上市公司中逐渐增多。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引发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会产生何种影响呢？本文基于代理理论，以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无实际控制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更高。内部治理结构如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有助于显著降低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外部治理机制如建立环保法庭和实施低碳城市的试验政策，使得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了代理理论的适用范围，基于无实际控制人视角丰富了碳排放管理的相关研究。

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