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国有股权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使用2013-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国有注资所带来的国有股权对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注资能够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水平等方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注资后成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面临较大市值压力的企业来说，国有注资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为有关国有股权与非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碳目标”的推进提供了启示。

企业ESG表现良好是否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事关我国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从企业风险视角出发采用多种风险指标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并进行不同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2）企业风险是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之一，即企业提高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3）从宏观来看，企业所在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上述影响机制成立的条件之一。（4）从行业来看，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污染属性的行业之间具有异质性。（5）从微观来看，企业所有制对于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双碳”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企业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企业重视和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