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The forecast ability of term structure is test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data of interbank treasury yield curve of Chinabo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rm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s of future macro economy, i.e. GDP, consumption, production and inflation, which is similar with the studi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term structure can predict the mid-term economic growth well, ev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another leading indicator. With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e out-of-sample predictions show a lower and decreasing growth rate in the next two years, implying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 policy-makers.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 得出了存在明显分歧的结论。同时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过短导致研究结果显著性 差。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选取金融产业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将时间序列数据扩展到1952-2008年，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中国 存在扩展的库兹涅茨倒U效应，控制变量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 此，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应进一步发展金融，更应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综 合治理。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通过对商品的产业链及价格构成的分析，本文认为：任何商品售出时的售价，等于其时该商品在产业链中实现的GDP之和；其缘由是当今商品的售价中未包含自然资源（包括环境）成本；因上述缘由，伴随生产力的提高，众多资源越来越快的被转化为垃圾……

对宏观变量是由确定性趋势所主导还是由随机趋势所主导的区分涉及预测精度以及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认知理念等问题。在不考虑结构变化条件下，大多宏观序列是单位根过程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结构变化是数据的常见特征，并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平滑转换的渐变过程，本文重在强调将这种效应考虑在内时单位根观念的认知需要扭转。文章用傅立叶级数逼近的方法拟合含有结构变化的序列，与先前研究不同的是在处理突变方式上把对突变位置和突变方式的估计转化为恰当频率的选择问题。对中国15个代表性宏观时序的考察说明只有股票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单位根过程的实现，而其他变量——包括实际GDP和进出口——被视为平滑转换的趋势平稳过程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排除掉平滑转变的结构变动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确实是围绕在确定性趋势上的波动，具有较长持续性效应的冲击不是整个噪声扰动，而仅是造成结构变化的历史事件。在政策内涵上，本文的结论支持了由政府主导的意在改善基本面的大型冲击是有可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本文以2001~2008年A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以往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研究拓展到官员任期。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呈现倒U型变化；并且官员任期对GDP增长较慢和R&D投入较少下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过度投资有倒U型的调节作用。对地方政府显性激励分组发现，在GDP增长较慢或R&D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官员任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在财财政净收入较小的情况下却不明显，相反在财政净收入较大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对官员来源、去向以及任职地区进行分组发现，来自地方的官员、没有获得晋升的官员以及在东部省份任职的官员其任期均与过度投资呈倒U型关系。本文以过度投资为视角解释了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可能的微观途径，也为这种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2004年“831大限”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期，房地产逐渐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是投资的迅速加快，2009年房地产投资对于全国 GDP增长的贡 献超过20%，而在部分一线城市这一份量甚至达到40%。本文在Abraham（1995）关于影响房地产价 格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面计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房地产价格投机度模型。 模型将房地产增长率分为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价值与由投机度驱动的泡沫值两部分，动态地刻画 了基本面的增长、投资（投机）的推动以及泡沫的修正等宏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完整的房 地产周期，有效地梳理了房地产增长中的理性与泡沫成分。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定量分析了 M2 增长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周期中的泡沫成分的高度敏感性，并结合动态模拟，显示在未来 M2 增速可能的稳步回落对房地产价格冲击。基于此，我们提出稳定当前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势在 必行，否则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性的保障难度将更大。同时，我们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应对 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依据。

分析FDI 影响因素的稳健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2001-2004 年 21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极值边界分析法（EBA）对FDI 影响因素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并 在此基础上得到FDI 流入实证模型的稳健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在影响FDI 方向上有 争议的因素在改变信息集的条件下表现出较弱的稳健性，人均GDP 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及基 础设施建设相关指标对FDI 流入具有稳健和重要的解释力。政策建议方面，本文研究强调了 基础设施建设对吸引FDI 的重要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带来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内外需关系的变化，制订相应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摆在我们目前的重大课题。本文将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的角度对此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