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研究金融风险的事前传 染对于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具有 事前不确定性的网络模型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风险传染， 分析银行系统的崩溃 机制，同时评估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动情况。 研究发现:破产不是损失传染的必要条件，银行 对交易对手未来违约的预期有时会引发即期损失; 银行对交易对手的价值重估具有网络 效应，在外部冲击较大时会导致“估值踩踏”与银行系统崩溃;系统性风险主要受银行间关 联性影响，2016 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加强，中国系统性风险总体水平显著降低;银行脆 弱性与银行间杠杆有关，银行系统重要性与银行间资产规模有关。 据此建议监管层要求银 行制定明确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估值踩踏”;同时加强同业创新监管， 将银行同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完善政策救助与政策干预框架，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文利用破产概率对承保巨灾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分析。选取我国大陆1995~2017年 地震损失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 POT 模型拟合巨灾损失分布，有效提高了巨灾损失估计的精确度。利用 更新风险模型刻画保险公司盈余过程，得到保险公司破产概率的解析解，弥补了经典风险模型不足。研究还 进一步分析了投保率、初始资本等因素的变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建设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逆向跨国并购通常指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以获取战略性资源的国际化经营行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逆向跨国并购中如何根据不同情境特征选择相应的整合战略以应对合法化要求呢?论文基于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的25篇初始案例研究,使用质性元分析法,通过摘录、编码、归类过程,系统地分析了"制度—资源"二元交互驱动的战略决策情境与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过程的匹配关系,进一步探讨不同利益相关者响应行为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了一个整合的C-B-D（Context-Behavior-Decision）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模式有4种,分别是"无为而治"型、"轻触"型、"支持性合作伙伴"型和"重触"型。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四类不同的组织身份管理、资源整合、社会网络、制度/文化应对机制决定了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选择。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区域间的非正式制度障碍长期存在。本文借助异地并购这一典型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并利用CESS省际双边信任调查数据,研究了省际双边信任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收购方所在地对目标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和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地区间并购频率及规模,但仅当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时,企业异地并购的长短期绩效才越好。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省际双边信任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收购方在并购中的交易成本越低,体现在聘请中介机构的需求越小、完成并购交易的时间越短、支付的溢价率越低、并购后的管理费用越少。并且,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最后还发现,与低相互信任模式相比,高相互信任模式地区间的并购频率和规模更大,并购绩效也更好。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双边信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

Deregulation may increase bank stability. Employing China’s loan-to-deposit ratio (LDR) reform in 2015, we show that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LDR increases the stability of banks. Specifically,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LDR alleviates banks’ deposit competition, and decreases reliance on customer deposit funding. By doing so, it improves the loan structure among banks with a high LDR,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on-balance-sheet stability of these banks. Meanwhile,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LDR curbs high-LDR banks’ impulse to issue principal-floating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a form of shadow banking, which thus increases their off-balance-sheet stability.

在银行4.0时代，银行已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行为”。未来银行将对产品、障碍、人工和封闭一一告别，成为一种“即时的、情景式的体验、无障碍的互动”。在此视野下，通过对商业银行战略定位、组织架构、颠覆创新、市场竞争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商业银行开启“第二曲线”的重大意义，并总结对现实的启示，为更好地理解与践行“第二曲线”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