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中，通过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新时期混改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内生交叠持股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研究隐性知识分享背景下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并界定混改的有效“边界”。研究发现:(1)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当知识价值较高时，参股条件下难以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2)当使民营企业参股能够激励其分享知识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知识价值位于上下阈值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中等”知识价值和较强吸收能力即界定了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3)若知识价值为私有信息，合理的参股合约设计可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实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本文提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混改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对有效推进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 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 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 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 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 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业绩 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在中国市场中显著存在。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除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创新的同群 效应通过行业竞争压力使企业需要做出与同群企业类似的创新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风 险。进一步基于“业绩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者关注会 显著影响创新的同群效应。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产权属性和盈利能力 均会对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我们证明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能够 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达到了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 的目的，也暗示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更可能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盲目跟风。

虽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然而，过高的储蓄水平却会引发一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与 “双 循环”的新发展战略不一致。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对正常企业储蓄的影响, 试图给出我国 企业储蓄水平偏高的一种新解释。理论分析显示，当正常企业的未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时，僵尸企业占 比的增加会诱发正常企业提高最优储蓄水平，且当金融市场环境相对紧张时，该影响效应更强。之后， 本文利用 1998 至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当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增加 时，同行业正常企业的储蓄水平随之显著增加，且这一影响效应对具有以下特征的正常企业更为显著， 即非国有(特别是中小型非国有)、处于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非出口(特别是非国有非出口)。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高储蓄及僵尸企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价值，对探讨如何扩大我国内需、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人口老龄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在面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会如何应对?本文采用自然语言和深度学习技术，使用中国上 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出企业层面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感知程度的指标，并基于理性经济人和社 会成本理论，从成本粘性视角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劳动力资源调整决策的影响及成因。 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原因在于企业对人口老龄化影响 的感知程度越高，越会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非经济动机使劳动力资源“易增难减”。且此效 应在国有企业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 后果研究，为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此外，本文将文本分析 方法引入宏观环境与企业行为的研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本文利用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单笔抵(质)押银行贷款为研究数据， 检验了专利质押贷款获得以及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专利价值越高，越可能获 得专利质押贷款，且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贷款合约中专利数量越多，引用量越高，其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期限越长，上述现象在民营 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与非专利质押贷款的企业相比，银 行倾向于向专利质押贷款企业发放更大额度的信贷，更多的长期借款和新增借款，说明专利 质押贷款存在溢出效应。本文的证据综合表明专利能够帮助银行进行信贷决策，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