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业绩 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在中国市场中显著存在。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除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创新的同群 效应通过行业竞争压力使企业需要做出与同群企业类似的创新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风 险。进一步基于“业绩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者关注会 显著影响创新的同群效应。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产权属性和盈利能力 均会对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我们证明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能够 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达到了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 的目的，也暗示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更可能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盲目跟风。

虽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然而，过高的储蓄水平却会引发一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与 “双 循环”的新发展战略不一致。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对正常企业储蓄的影响, 试图给出我国 企业储蓄水平偏高的一种新解释。理论分析显示，当正常企业的未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时，僵尸企业占 比的增加会诱发正常企业提高最优储蓄水平，且当金融市场环境相对紧张时，该影响效应更强。之后， 本文利用 1998 至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当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增加 时，同行业正常企业的储蓄水平随之显著增加，且这一影响效应对具有以下特征的正常企业更为显著， 即非国有(特别是中小型非国有)、处于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非出口(特别是非国有非出口)。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高储蓄及僵尸企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价值，对探讨如何扩大我国内需、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人口老龄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在面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会如何应对?本文采用自然语言和深度学习技术，使用中国上 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出企业层面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感知程度的指标，并基于理性经济人和社 会成本理论，从成本粘性视角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劳动力资源调整决策的影响及成因。 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原因在于企业对人口老龄化影响 的感知程度越高，越会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非经济动机使劳动力资源“易增难减”。且此效 应在国有企业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 后果研究，为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此外，本文将文本分析 方法引入宏观环境与企业行为的研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本文利用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单笔抵(质)押银行贷款为研究数据， 检验了专利质押贷款获得以及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专利价值越高，越可能获 得专利质押贷款，且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贷款合约中专利数量越多，引用量越高，其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期限越长，上述现象在民营 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与非专利质押贷款的企业相比，银 行倾向于向专利质押贷款企业发放更大额度的信贷，更多的长期借款和新增借款，说明专利 质押贷款存在溢出效应。本文的证据综合表明专利能够帮助银行进行信贷决策，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

本文基于2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IPO资金对公司运营绩效和公司 市值的影响。研究发现IPO资金大部分在上市后第一年被用于长期投资，而非日常的生产 经营，在随后的两年企业甚至减少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而继续进行资本性投资。这种资金 使用策略导致了上市后企业经营绩效的不断下滑与恶化。不同于上市前企业将资金主要投 入到生产经营中，投资的高回报和对公司市值的提升引诱IPO企业将资金重点运用于资本 运作，但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通过对 200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前后的经营业绩分析，研究外部 IPO 融资对上市公司内生经营绩效的影响，利用回归模型来分析 IPO 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对五 个经营绩效指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公司在上市后的第一年主要利用 IPO 资金来调 节公司的债务水平，而在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并非 IPO 融资所贡献，且这些经营指标的 增长并未实现公司总体运营绩效的同步提升。IPO 对企业的收入和净利润相关的运营绩效 影响甚微，虽不同行业和省份的企业表现略有差异，说明大部分的上市企业未能有效利用 IPO 资金来提升其经营绩效。

基于分析师个体层面的盈利预测数据和 Baker(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 到未来 6 个月。在中长期，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一效应与不确定性的 OHA 效应相一致。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即使分析师出于“保守主义”更谨慎地进行 负向的盈利预测修正，但仍然会低估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导致预测乐观偏差。此外， 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越高，分析师对所预测企业的盈余预测精确度越低，这种 敏感度的差异与企业的资产可逆性和抗风险能力相关。而分析师的相对信息优势能有效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本文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角度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作为提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新动能，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意义重大。本文在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虹吸现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FDI 技术溢出，能显著促进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