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机构投资者是市场波动的稳定器还是放大器？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稳定器作用？通过基于股票横截面特征因素，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运用横截面OLS回归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考察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与股票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及持股偏好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着其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通过提高机构投资者市场比重并不是稳定市场的关键，应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引导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这样才能使其起到稳定市场、降低市场波动的作用。

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

企业债务融资“所有制歧视”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国有属性可能通过多重机制使企业在债务融资契约中获得更优的交易条件。本文在综述融资“所有制歧视”存在性实证成果基础上，将其微观机制总结为“兜底效应”、“资源效应”、“干预效应”和“信息效应”，初步阐释了各机制的含义与异同，并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从投资实战的角度，总结了索罗斯投资思想的指导意义。索罗斯的投资实战思想包括防守、初战、进攻和退却四个方面的策略。索罗斯投资思想的启示意义在于：要用全新的哲学理念指导投资实践；对现有的投资理论要做出自己的批判性思考；最后，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有着很高的指导价值。

①长期以来，企业年金被视为国有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但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②以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研究发现， ③依实际控制人划分，国有企业参保概率更高；依股权结构划分，有国有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国有股占比与参保概率正相关，国有股控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 ④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参保概率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⑤国有股权性质削弱了职工人数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⑥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实际所得税率、劳动力密集程度、公司业绩、经营安全性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年金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以文化会影响经济绩效为理论预设，本文研究了儒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为公司的逐利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其次，儒家可以有效提升监督机制的效率，但削弱了激励机制对财务绩效的边际贡献。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与法律制度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本文为儒家影响公司绩效提供了新的证据，纠正了一些对中国儒家的偏见。

今日高空为主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数对中国14个代表性上市商业银行8年的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发现加入WTO后，各个银行在2002-2006年间的综合业绩增长缓慢。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其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定差距；选取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发现流动性能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本充足度等传统因素对银行竞争力影响显著，而高级要素科技创新、业务结构等对银行竞争力的恭献度不大。

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