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长期后续效应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策租金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政策租金经高价IPO行为与股权分置政策而得以累积，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合理的对价支付水平而得以释放。文章建立一个合理对价率模型，测算得到的合理对价率与实际对价率的偏离度达2倍以上，证实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侵占的政策租金规模。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所带来“存款搬家”、银行业改革、货币基金崛起等现象正在改变着金融市场格局，也逐步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本文从互联网金融影响货币政策的机理出发，对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效率三个方面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互联网金融能够促进公众投资性动机，增加货币需求；二是互联网金融间接拓宽了货币供给渠道，削弱货币供给的可控性、可预测性与相关性；三是互联网金融干扰了货币政策制定的准确性与实施的有效性。

企业总资产的系统风险可以分解为在位资产系统风险和增长期权系统风险两部分。借鉴Bernardo et al.（2007）的方法，利用1993-2011年间中国A股市场20个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整体而言，我国市场呈现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在资产账面市值较低和总资产贝塔较高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即便控制经营杠杆，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结论依然成立。论文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根据与待估企业或项目处于同行业且增长期权占总资产比例较为接近的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率，能够较好地确定待估企业或项目的资本成本。

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随企业上市年龄的增加而动态变化，并因此导致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规律。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1990-2011年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的变化规律，以及信息不对称如何作用于这种变化规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但控制权变更和并购重组等活动有助于企业市场估值的回升；信息不对称会通过阻碍不确定性的揭示而放大不确定性在企业市场估值中的作用。

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往往会出现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如果没有股市，改革开放在一定层面的推进是难以想象的。从股市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有价值的成功经验，如在边干边学中推进制度供给、不纠缠于具体的技术操作之争等。这些经验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映射。

运用EGARCH模型首先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上10大基金重仓股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然后又运用EGARCH模型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10只随机选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股票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发现前者的套期保值效果并不很理想，后者的效果更差。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实用的套期保值工具，应该借鉴海外市场的经验，在我国推出中小市值股票指数期货和其它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最后对政策构想中的“中小板综合指数期货”的套期保值效应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证明这种政策构想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的人员伤亡惨重且经济损失巨大。目前我国针对自然灾害的保险无成型体制，而以政府财政拨款为救灾赈灾的主要措施。这样不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对巨灾风险的分散效果也很不乐观。本文将以发达国家既有的成熟巨灾保险制度为借鉴，对我国的巨灾风险证券化推行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本文针对投资者所面临的资产配置问题，构建了四个不同规模的投资组合数据库，检验了引入交易成本的多期资产配置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的确严重影响了模型业绩；相比初始投资组合为0的情形，初始投资组合为市场组合时模型的业绩表现更好；考虑交易成本的多期模型显著改进了单期模型业绩。此外，本文把 Tu和 Zhou[6]的单期组合策略推广到多期情形，得到一个引入交易成本的多期组合策略，并发现该策略在所有最优化策略中业绩表现最好。最后，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最优化策略可以超过简单多样化策略。

2013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监管引入了公众公司制度。尤其最近依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对《管理办法》作出的修订，对公众公司的监管理念和规则更加清晰，具有重要的制度建设意义。本文试通过归纳《管理办法》中包含的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分类，予以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