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Using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1978-2010),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nexus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China. The time series properties of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bounds testing approach, ARDL model and 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negativ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 However, although the short-term dynamics of volatility in economy growth can make adjustments in light of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it is not enough for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 to revert to the equilibrium only through the 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Meanwhile, using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based 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he present paper find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from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

近年来的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如果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必将严重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从中信银行2012年报披露的利率风险管理内容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中信银行对利率风险主要来源前后表述不一致，管理有遗漏；利率风险概念表述不清，一些管理内容没有披露等几点质疑。

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偏低，金融的创新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和民主化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兆显现，金融的创新也必然要求有大的发展。文中由此论及了金融创新的监管新设想，分析了金融创新的潜在几个方向，并简单阐述了金融市场创新与之监管的相互关系，供有关人士参考。

使用DCC-GARCH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与东亚六种货币汇率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来说，危机后各货币的同步性程度均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第二，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关性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危机前东亚货币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但危机后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并且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及贬值时，才表现出与人民币的相关性，而人民币贬值幅度越大，东亚货币的贬值幅度也越大；第三，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本文基于2010年11月至2012年10月，我国A股463家IPO公司，443家询价对象共45630组机详细报价与申购微观数据，检验了参与新股申购过程中询价对象报价行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信息优势的询价对象，其询价过程中报价均值与新股发行首日抑价率成反比，从而验证了“赢者诅咒”假说；2012年5月实施的增大网下新股配售比例与取消网下机构投资者配股锁定期等相关发行制度改革，对促使询价对象更为审慎的报价起到了正向作用；二级市场气氛仍是影响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重要因素

自2006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业绩型股权激励。我们发现，这些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行权业绩条件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净利润增长率（NIG）两项会计业绩指标上，且对它们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分别集中在“10%”和 “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现象。这到底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还是从众效应之结果呢？本文通过将行权业绩条件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自身往期、所在行业往期以及推出计划前分析师盈利预测等进行比较后发现，“10%/20%”并非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从众效应之结果。本文还发现，这一从众效应与证监会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制及对股权再融资等的长期监管存在一定关联。

企业是否位于产业集群内会对其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处于集群内可以降低企业的营业成本率，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盈利能力。我们选取了2001到2010年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1392家公司的数据，根据集群的两种定义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集群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符合理论假设，然而集群内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倾向，同时不善于利用财务杠杆，对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集群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因此，区域产业集聚化政策是合理的。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