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性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主导的融资渠道，本 文从银行授信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并将投资机会衡量偏误和分组指标样本选择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获得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本文的结果支持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依据。

本文以2001-201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用留存收益/股东权益RE/T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运用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本文建议证监会在制定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时，应该考虑公司所属行业的生命周期，并且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科学的利润分配管理机制。

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在深圳成立，创业板市场定位于成长性较好且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本文以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2项关键财务指标，利用2009-2011年度公开财务数据，构建评价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财务数据披露完整的26家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成长性的公共因子以及各公共因子对成长性的贡献率，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表明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发展良好，成长性较强，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业绩“变脸”情况发生。

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我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业绩变化及其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后集团成员公司的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与配比公司相比，成立财务公司的成员企业业绩差于未成立财务公司的集团成员企业，但成立财务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业绩变化比后者变化平稳。本研究指出，掏空理论能够解释我国集团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后成员企业业绩下降。对于成员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企业的成长性越高，成员企业的业绩减少的越快，同时，成员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抑制掏空。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

本文以2006-2010年深圳中小板上市的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对其支持企业的IPO抑价以及上市后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风险投资声誉对IPO抑价无显著影响，但是低声誉的风险投资存在着过早将所支持企业推向IPO市场的动机；其次，风险投资声誉与被投资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两种类型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均出现了下滑，股票的收益情况也差于大盘，但是高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业绩下滑程度更小，股市回报也相对较好。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化媒体的时代。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舆论制造与传播的条件，这给商业银行的舆情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应对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情环境，及时发现和预警各类舆情危机，借助新媒体树立商业银行形象，成为银行舆情管理的新课题。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舆情环境的变化与舆情危机的特点，并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舆情危机时应采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