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了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根据公司行业、规模、面值市值比和股权集中度等划分的各种成分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选取各种经济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各种成分投资组合都存在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特别强，小市值、低面值市值比和低股权集中度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容易预测。对于成分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我们给出了两个经济解释：（1）基于样本外可预测性分解，我们发现条件 CAPM 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性风险溢价可预测性可以解释成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样本外可预测性，高系统性风险暴露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样本外可预测性；（2）基于 Hong, Torous, and Valkanov（2007）的信息流动摩擦理论，我们发现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解释行业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

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表明大股东对公司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本文扩展了基于公司层面的监督概念，引进大股东的投资组合，认为大股东的投资组合会影响大股东对公司的监督效力和动机。通过使用322家上市公司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大股东投资组合集中度的增大、换手率的增加均降低了监督作用（从管理层薪酬角度讲），而所持股公司在组合中的重要程度的增加则促进了监督。因此，认为研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监督效力应当从公司和机构投资组合两个层面来考虑。

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基于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在中国并不适用。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经验证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

非平稳时间序列预测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本文运用EMD技术将非平稳时间序列分解为一系列imf的和一个残余量。由聚类分析得到若干个cimf，然后通过对每个cimf以及残余量建立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达到对原时间序列的组合预测。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EMD组合预测可以有效解决非平稳的问题，且预测精度达到良好效果。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研究通过考查2000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与董事突然死亡事件，实证分析了其价值及影响价值的因素。研究发现，董事长和监事长的价值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而CEOs的价值则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即CEOs的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43%，还会导致其在（0，1）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0.316%。对于董事，研究发现非独立外部董事与独立外部董事的价值都得到了充足证据的支持，即非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不仅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498%，还会导致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独立外部董事突然死亡会导致股东在信息披露当天的超额收益为-0.294%以及多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额收益为显著的负值。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发现创始人身份以及职业化水平是影响高管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官员背景则是影响董事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独立董事。但相比之下，高管或董事的年龄、教育背景、已任职期限、任职企业类型、信息披露时间间隔以及是否为明星等个人特征对其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再售》一文使用了金融领域的前沿理论，但在理论的诠释与应用上产生了问题。首先，在未能正确理解异质信念概念的条件下，以错误方式选择了异质信念的代理变量，并且使用它来表示再售期权。其次，使用了一种动态剩余收益模型来估算投机泡沫的，却忽略了该模型关键性假定前提在中国股市基本不具备的事实。此外，在设计模型解释现象时，未能立足实际把握中国股市的深层问题和矛盾，却把研究重点转至投资者心理预期上。最后，使用异质信念来表示再售期权，却基于隐含了同质信念假定的动态剩余收益模型来估算投机泡沫，并将这样产生的两个变量整合进入核心模型中。这样，在模型中便包含了两个对立的假定前提。这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陈国进教授等无法自圆其说。

由于下偏矩测度方法具有明显优于最小方差风险度量方法的特征，因此是更为合理的套期保值效率测度准则。本文针对已有的计算最小下偏矩套期保值比率的非参数方法与参数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问题，提出使用时变Copula函数来估计现货与期货收益率的联合密度函数，然后通过数值方法计算最小下偏矩套期保值比率的新方法。并且运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铜期货合约价格与上海金属网公布的铜现货价格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使用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相关系数的Copula函数，与非参数方法相比，可以得到更小下偏矩的套期保值率。

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求证了连带责任过大会直接导致联保贷款中的策略违约，并通过建立多期静态的弹性合约模型以对连带责任进行限制来约束策略违约行为。分析结果表明，银行对于联贷合约的创新设计可以有效的防止策略违约问题。

本文以沪深300指数和期货的每分钟高频交易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模型，研究了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信息传递，研究结果显示，期货和现货价格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两个市场的价格发现贡献度差异不是很大，这表明，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目前还没有促进标的现货市场的信息效率，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