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内普通股票型基金2004~2010年的样本，我们发现总体上基金的现金流与当期业绩成正比关系，同时与前期业绩成反比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于基金业绩在不同市场周期具有不同的持续性，投资者在基金收益的同时会考虑到期业绩持续性。牛市中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差，投资者倾向赎回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而在熊市，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强，投资者倾向赎回业绩垫底的基金；实际上，基金投资者能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的结论支持基于当期基金业绩-现金流关系对基金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并对国内“基金赎回异象”作出了解释。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基于公司规模分组的领先滞后关系的表现形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影响了公司信息传播。政府干预可能从公司信息失真和政策市等两个方面严重阻滞公司信息传播，从而导致领先滞后关系的滞后期延长。其次，区别于多数文献的静态方法，本文发现必须引入动态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揭示领先滞后关系的全貌。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力证明了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促进市场理性发展和提高市场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的适度性和股票市场的信息监管具有重要含义。本文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都是非常显著的。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基于公司规模分组的领先滞后关系的表现形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影响了公司信息传播。政府干预可能从公司信息失真和政策市等两个方面严重阻滞公司信息传播，从而导致领先滞后关系的滞后期延长。其次，区别于多数文献的静态方法，本文发现必须引入动态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揭示领先滞后关系的全貌。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力证明了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促进市场理性发展和提高市场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的适度性和股票市场的信息监管具有重要含义。本文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都是非常显著的。

大量研究表明噪音交易者风险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情绪变化会影响股票的收益。个体投资者被认为是市场中主要的噪音交易者群体，研究个体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5年-2009年交易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个体投资者对小盘股具有显著的交易偏好，他们的交易行为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且这种系统相关性不能用市场风险进行有效解释。本文从股票净需求的角度构建 指标对个体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实证发现个体投资者情绪变化对小盘股和大盘股的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是预测股票收益的一个反向指标。

Using a unique dataset from Chinese stock market, we present the facts that the investo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xperiences tend to time their first purchases differently when trading the IPO stocks. First, we demonstrate that experienced investors are less likely to buy IPO stocks on the first day while inexperienced investors are more likely to do so. Then we find that those investors who buy on the first non-hit day can obtain higher return relative to those investors who buy the same stock on the first day. In sum, more experienced individual investors d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o be more patient and observe/analyze the target stock for longer time before purchase than the green hand. Moreover, their experiences can indeed help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竞争并对别国货币进行替代的过程。人民币货币替代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程度较低，规模较小，且以充当交易媒介职能为主。运用Marc A.Miles的货币服务生产函数理论，可以说明了人民币对美元进行二次替代受替代弹性、货币服务替代程度、中美利差、替代成本等因素影响。但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竞争也有相应的优势，比如：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亚洲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与美国相关经济指标差距不断缩小等。通过对人民币、美元及被替代国货币三者之间博弈过程的分析，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对被替代国的补偿与得到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能够顺利推进。

市场竞争只从市场集中度判定，将难以客观的反映出真实状况，因此本文使用Bresnahan与Lau提出的BL模型，利用非结构方法取得更多信息分析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在假设财险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下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2002年至2009年数据，求出竞争度量参数λ、需求弹性、产商间产出关系等指标，分析我国财险市场竞争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呈现高集中高竞争的局面，保费规模对边际利润为负向影响，需求弹逐年性上升，显示价格竞争激烈。本文最后也提出强化预警、服务与产品创新、最适规模三点建议。

本文结合“有向无环图”（DAG）和递归的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克服了Granger检验和基于固定样本期的预测方差分解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性，探讨了金融信贷是否是我国房地产、股票价格泡沫和波动的原因，并考察了信贷政策对房地产、股票价格影响的有效性，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同期还是中长期，我国金融信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有限、对股票价格影响相对较大，房地产、股票价格变动更多来自于人们升值预期和投机行为等导致的自身冲击。抑制我国房地产、股票价格泡沫和波动，金融信贷政策的作用可能有限，改变人们的预期和限制投机行为非常重要。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本文分别估算出1999年后美国投资者持有海外资产、美国国外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资产的资产所得。相比较而言，美国投资者持有的海外资产能获得较高的纯资产所得率。虽然近年来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数量快速增长，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纯资产所得率却较低。如果将同样数量的资产转由美国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那么中美投资者所获得的纯资产所得之差便构成了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随时间推移和中国对美国资本输出数额的逐年剧增，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在同步增加。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承受的机会成本既是美元国际地位的体现，也能反映出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状况，更是中美两国获取对外投资回报能力的对比。

本文以2001~2008年A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以往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研究拓展到官员任期。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呈现倒U型变化；并且官员任期对GDP增长较慢和R&D投入较少下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过度投资有倒U型的调节作用。对地方政府显性激励分组发现，在GDP增长较慢或R&D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官员任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在财财政净收入较小的情况下却不明显，相反在财政净收入较大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对官员来源、去向以及任职地区进行分组发现，来自地方的官员、没有获得晋升的官员以及在东部省份任职的官员其任期均与过度投资呈倒U型关系。本文以过度投资为视角解释了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可能的微观途径，也为这种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