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息的异常现象，进一步表现为知情交易，其具有行为复杂、甄别困难等特性。本文以Lévy跳为工具揭示交易价格的异常波动，从而测度这一较为特殊的交易情况。基于Lévy跳跃程度的度量方法和知情交易概率PIN模型，研究了跳跃异常程度与PIN值的相关性情况，并通过事件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跳跃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度量知情交易的假设。于此同时，给出了跳跃程度异常系数的计算方法，用以在实践中度量跳跃的异常程度，为知情交易的监管等提供了另一种工具上的选择。

本文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查（CHIPS）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14.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放松户籍限制可以使2002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2.2%，这可以抵补2002-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47.1%。如果将同样的参数运用在2000-2005期间，那么，被户籍制度制约的移民消费相当于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40.8%-64.2%

本文结合神木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结合神木农商行自身特点，对银行存款活期化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在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引入资产泡沫可以调整经济趋于动态有效。这就为控制资产泡沫带来一种干扰。本文在“AMSZ准则”扩展的基础上，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做出检验，得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引入资产泡沫消除经济动态无效的不可取；而在提高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正道。

长期以来，国有经济被认为只在所谓的自然垄断领域具有竞争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本文结合“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论证了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同时也指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有经济的市场竞争地位是不平等的——国有企业要承担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重的税收负担。为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本文提出了对垄断国有资本与竞争国有资本要分开监管和改革税负管理办法的思路。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 (STT) rate on the local A-shares market in China.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a 22-base-point- increase in the STT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about a 28% drop in trading volume, while a 17-base-point- reduction in the STT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about a 89% increase in trading volume in the Chinese A-shares market. Both the increases and reductions in the STT rate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market return volatility. Besides, the increases in the STT rate have mixed effects on market efficiency, either improving or curbing it. The reductions usually either make the market less efficient or have not effect on it. The empirical results together show that levying the STT on trading is not an effective tool to regulate stock market, at least in this emerging market.

随着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与基金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是今后我国金融市 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对基金期权这一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新工具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 析。通过分析真实世界行为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我们推导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并针对 性的讨论了恰当的衍生证券解决方案。我们的分析显示，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能够在完备化 市场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真实世界的行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可以写成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 简单期权的形式。 本文的分析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设计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研究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 查（CHIP）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 15.2 个百分点。分项分析表明，两类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耐 用品和医疗保健类消费上的差异最大。这些差异主要是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而难以用文化、 习惯等因素来解释。我们的测算表明，放松户籍限制将导致 2002 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21%，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 2.2%，这可以解释 2002-2003 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 48.4%。

美国资本市场历史数据显示股票收益远远高于债券收益，不能用基于消费的资产定 价模型解释，Mehra and Prescott（1985）提出了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而 Campbell and Cochrane(1999)的习惯形成模型在用HJ方差界检验股权溢价之谜时受到局限。 本文对Epstein and Zin(1989，1991)的广义期望效用模型进行修正，使用随机贴现因子的HJ方差界来检验 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权溢价之谜，并比较CRRA 模型、Epstein and Zin的模型及本文修 正模型的定价能力。实证分析发现：（1）本文的模型要求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 2 左右就可以解释中国的高股权溢价现象，而且中国股票市场不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也不存在 无风险利率之谜；（2）同CRRA 模型、Epstein and Zin 的模型相比，本文的模型具有更强的 定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