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中国央行历年存贷款利率变动的分析，浅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沿革，反映了十八年来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动以及影射了世界金融经济周期的循环，并阐述了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要用简单的工具。在文章最后，分析了中美两国所用货币政策工具不同的一点原因。

山东各城商行之间实力相当的格局，使得山东城商行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徽商行的吸收合并制和浙商行的参股、控股制，而借鉴德国储蓄银行的模式，组建了一个为各家成员行提供专门服务的、不具有管理职能的城商行联盟，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级总行制、农村信用社的多级法人制和山东城商行的联盟制三种制度模式，使得全国银行业制度层面的竞争成为了可能。

当前各国公司治理监管机构都实施一致的董事会结构要求，然而面对公司性质及其经营环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否存在最优董事会是近年来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CEO寻租空间和影响力、监督成本、公司复杂性等为影响要素构建最优董事会抉择模型，研究发现：（1）CEO寻租空间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有正向积极影响；（2）监督成本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负相关；（3）从董事会边际治理成本角度，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进一步采用1999-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支持在一定监管规则下，治理成本使得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的替代性假说存在；尤其我国董事会内生性特点突出，但由于经营复杂性，统一的独立董事制度导致的治理成本使得部分董事会执行效率较低。由此，建议监管机构从公司治理执行效果出发，考虑最优董事会的相机抉择行为，采用柔性化的监管条规，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地方产业集群能否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一个重要的功能节点，取决于其创新功能。集群创新强调的是从集群层面对企业创新活动植入的外在多重关系的治理，使得交易/交换更加的有效率，实现协同发展的规模报酬递增;企业创新则是强调以企业具体目标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集群创新发展取决于创新活动发生的条件和过程，一是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及技术能力；二是获取外界知识资源的联结能力；三是对外联结或互动过程的便利性(包括方便性和低成本)，这取决于企业的组织模式和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运作环境的培植。这三者共同构筑了产业集群创新的“网络-资源-能力”的分析框架。最后本文利用该框架比较分析了苏州IT产业集群和宁波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差异。

本文在相似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分析自生能力演化与路径创造的互动关系.通过苏州IT产业集群与宁波传统产业集群的比较研究，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在"大事件"或外部条件的冲击下，主体聚集所形成的群体路径是否有助于主体( 包括企业、区域或国家)完备自生能力的形成，严重依赖于王体自生能力演化性状和群体网络结构最入方式.两个不同集群路径创造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技术吸收能力和全球联结能力演化过程的差异性.最后本文推测产业发展路径创造的机告跟自生能力演化的阶段性特征有很强的内在关系.

本文利用2000-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来看，我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沪深A股总市值上涨1%带来人均消费0.0114%的增长，但当期消费水平主要由前期消费水平和当期收入决定；从结构来看，我国东部和中部大部分省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而西部只有少数省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因此，我们要防止股市大起大落，降低股市对经济的冲击。

过去文献中，将泡沫(bubbles)定义为资产价格偏离市场基本面的部份。本文以Flood and Hodrick(1990)的泡沫理论模型及Meese(1986)的货币模型为基础，设定了包含泡沫项的汇率决定方程式，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运用卡尔曼滤波以最大似然法进行递推估计。研究对象为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至2010年11月的人民币/美元，及1990年1月至2010年11月的日圆/美元的汇率泡沫现象。本文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及日本所估计的汇率泡沫项皆存在且泡沫参数皆显著。分析泡沫项的走势及泡沫参数的梯度，都能符合样本期间汇率的变动行为，合理解释了汇率偏离市场基本面的情形。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证券研究员利用信息解读与预测能力优势提出投资建议，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研究员预测准确性较低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求解卖方证券研究员、机构投资者、中小型投资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然后，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共450个股票推荐的典型数据，对推荐评级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实证较好地支持了博弈模型结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与自身禀赋正相关；所属的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员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规模和研究员预测的准确度正相关。市场行情转换显著地影响了证券研究员所推荐股票的准确性。最后是本文的建议：规范并完善融资融券机制；完善证券研究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