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是否会更加有效和准确的搜集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市场效率及一般均衡的实现，本文构建了投资者行为和企业优劣关联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针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给出了企业优劣的评价标准，进而给出了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选择行为的度量指标，针对企业融资能力和企业优劣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趋向于不搜集信息，而银行则根据企业优劣进行决策，从时间的演进角度看，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偏好没有明显的变化。

管理层的激励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在构建管理层和总经理隐性激励的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总经理初始身份控制下的回归模型，研究相关指标和企业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管理层平均年龄、任职年限、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年龄、学历、外部聘请、创始人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更换工作单位次数、总经理任职情况、任职年限和企业绩效负相关，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重要的是，不同初始身份的总经理，所看重的激励是不同的。

信息披露充分的企业是否会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一直是研究者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模型，并针对股票市场中的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进而构建信息披露程度和融资行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信息披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融资能力和融资结果，本文的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都不会因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充分而产生更多的投资倾向。

企业中，管理层和总经理的行为对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针对隐性激励构建相应的管理层和总经理指标体系，并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类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企业隐性激励和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的隐性激励指标对绩效的作用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时，规模和国有股比例指标对不同上市公司的作用效果是类似的，从管理权理论假说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任职年限，而非总经理任职情况。

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息的异常现象，进一步表现为知情交易，其具有行为复杂、甄别困难等特性。本文以Lévy跳为工具揭示交易价格的异常波动，从而测度这一较为特殊的交易情况。基于Lévy跳跃程度的度量方法和知情交易概率PIN模型，研究了跳跃异常程度与PIN值的相关性情况，并通过事件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跳跃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度量知情交易的假设。于此同时，给出了跳跃程度异常系数的计算方法，用以在实践中度量跳跃的异常程度，为知情交易的监管等提供了另一种工具上的选择。

本文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查（CHIPS）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14.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放松户籍限制可以使2002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2.2%，这可以抵补2002-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47.1%。如果将同样的参数运用在2000-2005期间，那么，被户籍制度制约的移民消费相当于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40.8%-64.2%

本文结合神木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结合神木农商行自身特点，对银行存款活期化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在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引入资产泡沫可以调整经济趋于动态有效。这就为控制资产泡沫带来一种干扰。本文在“AMSZ准则”扩展的基础上，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做出检验，得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引入资产泡沫消除经济动态无效的不可取；而在提高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正道。

长期以来，国有经济被认为只在所谓的自然垄断领域具有竞争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本文结合“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论证了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同时也指出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有经济的市场竞争地位是不平等的——国有企业要承担比非公有制经济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重的税收负担。为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本文提出了对垄断国有资本与竞争国有资本要分开监管和改革税负管理办法的思路。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 (STT) rate on the local A-shares market in China.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a 22-base-point- increase in the STT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about a 28% drop in trading volume, while a 17-base-point- reduction in the STT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about a 89% increase in trading volume in the Chinese A-shares market. Both the increases and reductions in the STT rate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market return volatility. Besides, the increases in the STT rate have mixed effects on market efficiency, either improving or curbing it. The reductions usually either make the market less efficient or have not effect on it. The empirical results together show that levying the STT on trading is not an effective tool to regulate stock market, at least in this emerging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