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基金业的迅速发展，与基金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是今后我国金融市 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对基金期权这一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新工具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 析。通过分析真实世界行为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我们推导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并针对 性的讨论了恰当的衍生证券解决方案。我们的分析显示，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能够在完备化 市场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真实世界的行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可以写成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 简单期权的形式。 本文的分析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设计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研究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 查（CHIP）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 15.2 个百分点。分项分析表明，两类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耐 用品和医疗保健类消费上的差异最大。这些差异主要是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而难以用文化、 习惯等因素来解释。我们的测算表明，放松户籍限制将导致 2002 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21%，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 2.2%，这可以解释 2002-2003 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 48.4%。

美国资本市场历史数据显示股票收益远远高于债券收益，不能用基于消费的资产定 价模型解释，Mehra and Prescott（1985）提出了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而 Campbell and Cochrane(1999)的习惯形成模型在用HJ方差界检验股权溢价之谜时受到局限。 本文对Epstein and Zin(1989，1991)的广义期望效用模型进行修正，使用随机贴现因子的HJ方差界来检验 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权溢价之谜，并比较CRRA 模型、Epstein and Zin的模型及本文修 正模型的定价能力。实证分析发现：（1）本文的模型要求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 2 左右就可以解释中国的高股权溢价现象，而且中国股票市场不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也不存在 无风险利率之谜；（2）同CRRA 模型、Epstein and Zin 的模型相比，本文的模型具有更强的 定价能力。

区别于古典经济学消费行为研究和行为金融领域的投资心理决策行为研究，本文研究高净值财 富个人（英文简称为 HNWI）为实现生活目标而进行财务资源管理的理财行为。居民理财行为最终表现为 对各类理财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行为。本文根据金融消费的决策过程构建了个人理财行为决策概念模型 （PFPDM），并提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十一个因素假设，构建了个人理财规划行为分析模型（PFPAM），设 计了实证研究的指标体系和量表，并完成了中国高净值客户理财行为调查，据此检验影响 HNWI 理财行为 的主要因素的显著性，并形成了金融消费者市场细分的依据。

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信念体系等非正规制度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 很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和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 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文化在家庭和家族作为经济互助、互保、风险分担组织中起到的作用和意 义，也论述了家庭作为养老制度安排的载体具有的内在缺陷。本文采用 1986年—2008年有 关宏观数据对考虑代际支持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家庭养老模式的不 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保险市场， 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有保障的养老安排，分离出家庭的经济功能，使其养老功能转化为市场 保险的一个补充和丰富，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结构更趋于稳定。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购-租无套利条件下租房和买房的动态优化模型，并据此推出 了一个新的计算合理购-租比的理论公式。 该公式为我们从购-租比的视角评价房地产价格是 否存在泡沫提供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与此同时， 它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无风险利率、贷款利率、 房屋的保有成本、通货膨胀率、首付比例等诸因素变量对购-租比的影响。作为对该模型的 一个初步应用，我们调查了北京和天津房屋出售和出租的 1774 对样本，并通过小区平均得 到可比的购-租样本，最终，我们的研究显示北京和天津的房价可能分别被高估了 27.5%和 8.3%。

2004年“831大限”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期，房地产逐渐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是投资的迅速加快，2009年房地产投资对于全国 GDP增长的贡 献超过20%，而在部分一线城市这一份量甚至达到40%。本文在Abraham（1995）关于影响房地产价 格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基本面计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房地产价格投机度模型。 模型将房地产增长率分为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价值与由投机度驱动的泡沫值两部分，动态地刻画 了基本面的增长、投资（投机）的推动以及泡沫的修正等宏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完整的房 地产周期，有效地梳理了房地产增长中的理性与泡沫成分。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定量分析了 M2 增长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周期中的泡沫成分的高度敏感性，并结合动态模拟，显示在未来 M2 增速可能的稳步回落对房地产价格冲击。基于此，我们提出稳定当前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势在 必行，否则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性的保障难度将更大。同时，我们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应对 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依据。

本文建立了一个简明的策略型消费者的故意违约仿真模型，主要关注商品降价时消费者的心理性的放 弃还款行为。基于此模型初步讨论了征信体系和商品降价特性对违约的影响。

本文基于DD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风险进行评价，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检验了公司信息风险在不同的地区和产权性质背景下，能否影响到企业的银行借款，结果显示，商业银行会对高的信息风险作出降低信贷的调整，进一步将信息风险分为固有信息风险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后，发现商业银行能有效的对高的固有信息风险进行降低信贷的调整，但对于可操纵信息风险无法辨认，这一现象在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显著，与政府干预低的地区相比，在政府干预高的地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信息风险和可操纵信息风险均与银行借款成不显著的关系，这说明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能降低信息风险对银行借款的影响，而且非国有上市公司也不例外，这可能与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