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调结构、促销费、防通胀”的发展方针，在此背景下，碳银行业务发展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线。本文就我国碳金融市场和碳银行经营管理等展开讨论，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银行业务经营管理提供智力支持。

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主要分为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即H股）和红筹股三个类别，虽然都在同一个市场上市交易，但是由于上市公司性质的不同导致这三类股票的市场特征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比较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和红筹股之间流动性差别，并且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究形成流动性差别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国企股和红筹股的流动性显著高于香港本地股的流动性，主要是由于这两类中资企业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较于香港本地股较低造成的，国企股和红筹股的逆向选择成本低于香港本地股，信息性交易概率也低于香港本地股。而且，研究发现逆向选择成本和信息性交易概率具有内在关联性，两者互成正比。另外，本文从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行为角度解释了香港本地股与中资企业股的流动性差别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族模型已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实际应用中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异方差结构。本文从波动性预测的角度，以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指数数据为样本，对10类常见的GARCH类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为了减少参数估计的效率损失对模型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中利用估计函数方法——一种效率较高的半参数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此外，还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方法和SPA检验法进行绩效评价，以期给出统计意义下的结果，并减少“数据窥察”（DataSnooping）问题。结果发现，与其它GARCH类结构相比，指数GARCH（EGARCH）和非对称幂GARCH（APARCH）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波动过程。

随着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日益凸显。论文运用OLS检验了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中影响证券分析师跟进数量的决定因素,研究了公司规模、业务复杂度、投资风险、股权结构和投资者关系等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分析师做出是否跟进的决策的。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运用计数(Countdata)计量的Poisson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跟进那些规模较大、交易额较高、机构持股较多且投资者关系较好的公司,而规避那些投资风险较大、内部持股比例和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本文的结果与之前成熟市场中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所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场中分析师的行为特征,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师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作用有着很大的价值。

中国权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交易活跃、成交量最大的权证市场之一。但学术界对我国权证的定价及其属性缺少系统性分析。本文实证研究中国权证的价格和收益行为,旨在以标准的期权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权证定价的规律性以及探究其属性。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禁止卖空,传统期权定价理论赖以生存的证券组合复制仅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认购权证定价,但对认沽权证定价无能为力。这就决定了我国权证尤其认沽权证在理论上无法定价的现状。本文通过分析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权证的收益、波动性和定价误差,论证了认购认沽权证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质,例如他们都与股票指数有联动关系,并伴随着低杠杆比率,但是,认沽权证的表现更像是普通股票而非期权类衍生工具。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投资者和衍生产品市场监管者都有借鉴作用。

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投资者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基于财富水平,将个人投资者分为小个人组、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三类,在此基础上,研究分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结果显示,小个人组的交易行为左右了个人总体的行为,而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的行为与机构极其相似;小个人组和个人总体在买入时,从短期来看采用反转策略,从长期来看采用动量策略,卖出时均采用反转策略;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买入时都采用反转策略,卖出时都采用动量策略。同时我们发现,小个人组趋于非理性,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具有损失厌恶心理,并且存在处置效应和周内效应;而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本文通过分析股票之间定单流的相互影响,以及前期市场条件对不同股票收益率影响的差异,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安全性转移”(Flight-to-quality)和“流动性转移”(Flight-to-liquidity)行为。实证结论发现:控制了市场共同因素以及股票之间定单流、流动性和收益率的领先滞后关系后,高风险与低风险两类股票之间,一类股票定单流上升时,另一类股票当期收益率显著下降;前期市场收益率下降、市场处于下跌时,高风险股票收益率显著下降,而低风险股票收益率显著上升。中国股票市场内部风险不同的股票之间存在“安全性转移”,而在市场下跌引起的“安全性转移”中,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流动性更好的股票,使得股票流动性对收益率的影响增强,“安全性转移”中伴随着“流动性转移”。

本文通过事件研究发现,股价对可提前预期的“大小非”解禁事件做出了缓慢而持久的负面反应;解禁后“大小非”的实际减持增加了股票供给量,成交量有持久性的增加。截面回归证实这些解禁效应可在“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发现解禁点附近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解禁比例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当上市公司为政府控股,解禁后的公司财务状况有所改进时,或解禁股票的套利风险较高时,累计异常收益率都相对较高。在市场信息效率较低和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条件下,限售条款是一项巧妙的制度设计,它保证了序列股改的顺利推进,但也可能造成解禁前股价泡沫的积累和解禁后股价的崩溃。

本文基于理性预期框架研究了卖空约束对市场质量(包括流动性、私人信息的揭示程度以及波动性)以及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与卖空约束不起作用时相比,卖空约束起作用时进入市场的私人信息总量更少,信噪比更低,因而价格的信息含量(或信息效率)更低,这将使得风险资产供给量的不确定性对价格的冲击更大,即相同数量的指令对其价格变化的影响更大,并且均衡价格对私人信息的反应程度更弱,因而卖空约束起作用时的市场质量更差,表现为流动性更差、私人信息揭示程度更低、波动率更高。而随着不受卖空约束而进入市场的知情交易者比例增大,市场质量会逐渐转好。同时,卖空约束起作用时进入市场的私人信息总量减少会导致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使得交易者平均意义上要求更高的预期收益率作为补偿,从而最后的均衡资产价格不是高估而是下跌。研究结果为Boehmeretal.(2009)等关于卖空约束的最新实证研究结果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

本文通过构造恒生指数看涨期权的动态delta中性组合估计了香港股票市场的波动率风险溢酬,并对其时变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香港股票市场上的确存在显著为负的波动率风险溢酬,说明香港市场上的波动率的确是随机的,是市场中存在的另一个风险源。而香港投资者是厌恶波动率风险的,并通过购买股指期权规避这一风险,香港市场上的股指期权并非股票现货的冗余证券。不仅如此,香港股票市场上的波动率风险溢酬还是时变的,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率,股市当前的波动率越大,投资者对未来波动的预期和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愿意为规避波动率风险支付更高的风险溢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