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证券市场上是否允许卖空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引入卖空机制是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市场危机。本文运用非对称GARCH模型探讨了香港市场推出卖空机制前后市场波动率的变动情况，发现推出卖空机制不仅不会加大证券市场的波动，反而使权证券市场的波动率有所降低。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由熊转牛，我国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双向繁荣”景象。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市场出现逆转，基金会不会对股票市场带来“助跌”作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本文首先对西方学术界就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国外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历史证据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性的相关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结构的重大改变。在美国原有金融结构体系中，信用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传导渠道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后，原有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相应地受到了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资产证券化发展前后时期货币政策的效率，证明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确实在减弱，从而证明因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信用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在弱化。

本文以利率期限结构信息为解释变量，对中期国债的风险溢价建立预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和曲度因子对中期国债的月度风险溢价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利用该预测模型建立的模拟债券组合，与市场指数及债券型基金相比，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表现。

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研究基础，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与公开市场业务利率的互动关系。实证分析表明：（1）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影响、冲击效应及解释力远远大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对公开市场业务利率的影响、冲击效应及解释力；（2）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不是引起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只存在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单向引导的Granger因果关系。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是全球最活跃的衍生品合约。本文认为，按期权权利金收取低廉的交易费用等制度创新是韩国股指期权10年来爆发性增长的根本原因。本文还深入剖析了股指期权推出后对股票市场波动率、资金面、投资者结构、市场操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韩国股指期权衍生品创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权证市场与即将推出的指数类金融衍生品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7年的经济数据，主要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中国长期货币中性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变动是名义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却不是真实GDP变动的Granger原因，所以货币供应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并不影响真实产出；（2）货币变动是物价变动的Granger原因。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货币供应变动仅仅影响名义产出物价水平；即在样本期间内，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货币长期中性在我国成立。因此，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目前的经济困境，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内不可避免的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Celen和Kariv（2004a）针对不完美信息下序贯决策的社会学习场景，建立连续信号-离散行动的贝叶斯学习模型，但该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全部样本的实验结果。本文尝试通过实验进一步考察不完美信息下序贯决策的个体行为是否符合贝叶斯推断。通过设计两种不完美信息（“仅见行动”和“仅闻推断”）下序贯决策实验，对广义贝叶斯模型进行了估计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仅有决策者的前一个人的行动信息下，序贯决策者不可能依贝叶斯模型推断自己的最优解；决策行为大致可以用正态分布描述；处于前后不同决策顺序位置的个体行动选择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他们只能简单地进行一步贝叶斯推断。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结合股改实际，分别构建在市场化和政府干预下“均衡对价”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干预对流通股股东利益流失的影响，并收集1004家股改公司的数据对政府干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考察市场、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压缩了博弈双方的对价策略空间，进而降低了“均衡对价”水平，造成流通股东利益的流失；以宝钢股份为例对流通股东利益流失程度的数据模拟表明，与市场化情况相比，政府干预给流通股东每股所能获得的对价带来的损失达到1/4；市政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会影响股改对价的高低，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增强，国有控股公司所支付的对价降低，从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