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借鉴了心理学家在赛马赌博中发现的规律，对投资者情绪对股票的截面效应进行了理论推测：认为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具有极高成长机会的、处于亏损状态的、上市历史较短的、资不抵债的和公司规模较小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二）基于调整后的封闭式基金折价指标和换手率构建了一个新的投资者情绪指标，选择总市值、市盈率、市净率和上市历史的高低长短来构建特征组合，通过非参数统计和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情绪指标的变动对特征组合收益率的影响并做出解释，同时通过考虑系统风险的情绪变化与其他情绪代理变量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市值较小的、亏损的、市盈率较高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情绪指标对不同市净率组合的影响模式取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当由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而导致组合具有较高的市净率时，组合对情绪波动敏感程度要小于由于增长率较高而导致市净率较高的组合；情绪指标对上市历史不同的股票组合的影响模式并不符合理论预期。

本文以沪深两市1998年-2004年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IPO过程中部分公司获得持续经营时间条件放宽对其在IPO中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持续经营时间满足条件公司，此类公司由于具有更大的操纵盈余内部机会，而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水平未能够监督和约束这种机会，故其呈现出了更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强于国有控股公司，在此现象中其表现出更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呈现出了对此类公司操纵盈余的监督和约束能力，而非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未显示出这种能力。

本文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分析股票价格和市场指数同步性与跟踪分析师人数的关系，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固定效应控制了内生性基础上，发现股票收益同步性与分析师人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我国股票分析师提供的信息主要是泛市场的而不是公司的基本面信息。该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证券市场的发展，有赖于分析师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KMV模型是一种利用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及其波动率以及负债的账面价值来评估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违约预测模型。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KMV模型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特征，充分考虑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分别计价以及违约点设定的问题对KMV模型进行了修正。并通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的24支*ST股票和24支正常股票作为研究样本对修正的KMV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ROC曲线对修正后的KMV模型度量信用风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违约距离（DD）能够有效识别*ST公司与正常公司之间信用风险的差别，KMV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环境下具备整体有效性的结论。

本文通过事件分析法，以2007年沪深两市预案公告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发新股引起的是正的超额收益率，对定向增发而言，这一结论尤为显著。此外，对于公开发行信息的影响在公告日前就已经明显表露，对于定向增发，信息似乎泄露得更早。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TARCH模型，从股指期货与其现货指数价格的传递效应和信息对现货市场的不对称影响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HS300期货和其现货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TARCH项的系数由股指期货交易推出前的0.409441变为推出后的0.117257，即杠杆效应减弱了，反映了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提高了现货市场的效率。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以政策直接干预股市的做法愈显力不从心。本文借助VaR方法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股市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展，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本文以我国12家商业银行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大，非利息收入的大小与银行的规模、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和员工人数与存款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与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无关，但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商业银行在非利息收入的大小和构成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强力展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致命弊病及其不可持续性，催生了寻求根本改革之道的非常时机。 今天所以亟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需要，而非否定过去、推倒重来的一场大革命。我们有了全球化，需要一个受公共机制约束的全球货币；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行之有效，但弊病丛生，透支未来已近极限，必须在此基础上谋求最大限度泛利共赢的合理化改造。 确切意义上的“世界元”--全球一体通行的统一货币还遥不可及，但在这场金融危机的呼唤下，宜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保有自己的主权货币，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继续进行的情况下，着手谋建某种堪以有效纾解今日世界金融乱局，体现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大方向的前期的初级的“世界元”（Global Currency Primary, GCP），专用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的流通、记帐和结算手段；并作为各国货币当局的重要储备资产。 本文试就今日现实出发，提出关于初级“世界元”框架性方案的若干建议, 希各界同好共相切磋损益。 初级“世界元”正处于应时问世的前夜。中国要素应能为催生初级“世界元”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历史性的机会，也是历史性的使命。

本文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5－2007年有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团队（TMT）成员股权激励与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二者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及TMT成员的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对TMT的激励效果显著强于对董事会的激励效果，故企业应加大对TMT团队成员的激励，以提高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还显示，董事会及TMT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存在显著的四次相关关系，同时还求出了对董事会和TMT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的拐点，TMT股权激励的拐点19.72%和45.55%，董事会股权激励的拐点25.73%和5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