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建立股市价格变动的齐次和非齐次马氏域变(Markov Switching)模型，对1996年1月到2007年8月间我国上证指数的理性价格泡沫情况进行了度量。检验结果显示上证指数价格泡沫主要集中在1996年1月到1997年6月、1999年全年以及2006年11月到2007年8月三个阶段，尤其是从2006年底到2007年8月泡沫迅速膨胀并达到了较高水平。接着本文将分析扩展到对深证指数价格泡沫的度量并验证了沪深两市的联动性。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股市泡沫问题的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新兴金融市场中替代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影响下，运用MS-VECM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收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isher假说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成立，而汇率对股票市场收益具有正的影响，M1对其影响则随着状态不同而不同，替代性资产与股市收益的影响（如无风险利率、标准普尔指数收益）在早期对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具有负的影响，在后来具有正的影响。

本文利用1997年到2007年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检验我国股价泡沫的形成是否与通胀幻觉和再售期权有关。在基于动态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估计我国股票市场泡沫的基础上，利用换手率衡量投资者的信念异质程度，研究发现，通胀幻觉和异质信念均为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推动因素。并且相对于通胀幻觉，对于投资者更看重短期资本利得的中国股市来说，再售期权是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主导因素。

本文分析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条件。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可以从低级形式逐步发展到高级形式，实现正规化。正规化的关键是合会会首能否从信息中介转变为信贷中介。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参与人的增加，会首有可能发展为具有信贷职能的金融机构，但同时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开放度的增加，会出现违约和监督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当局承认其合法性。

本文讨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权益再融资资金使用方式与再融资以后的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国外的有关研究结果不同，投资于具体项目公司的再融资以后的经营业绩下滑幅度显著低于没有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司。这说明，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投资于具体项目公司的代理成本相对低于没有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司。此外，在公司治理机制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政策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2001 年以后，证监会关于关联交易表决的特殊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再融资资金使用方式与再融资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一直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关切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对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判断其协调性的计量指标与判别方法，并估计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协调性区间，接着对我国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判断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入世之前，我国银行业的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协调适当的；在入世过渡期间和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银行业均表现为国内发展的相对不足；并且，与入世过渡期间相比，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协调性水平有所改善，但距离协调适当的开放状态仍有较大差距。据此，针对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本现状，本文提出了适度进行对外开放的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超额短期借款现象，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特有的信贷制度和股权再融资的监管环境对企业融资以及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超额短期借款出现的事前效应假说――私有利益驱动下的扩张冲动和资金占用，以及事后效应假说――在实际控制人追逐私利的影响下因经营业绩恶化造成的短期借款“超额”。随后的经验分析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假说，这一现象应成为重要的预警信号，引起债权银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异质模型不确定性偏好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模型不确定性偏好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模型不确定性规避偏好导致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减少，进而降低了风险资产的价格。文章分析了均衡状态下过度自信投资者与Robust 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发现“参考”模型在一定范围内高估风险资产使得Robust 投资者获得相对高的收益，因此模型不确定性规避偏好有其存在的市场条件。另外，本文还分析了模型不确定性偏好具有随机性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并解释了股票溢价之谜与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时变特征。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决策，从而揭示负债在大股东治理中的激励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1）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性和破产机制能够对非国有大股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使得非国有大股东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2）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则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表明负债并不能有效制约对其行为。

本文以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333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影响投资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全样本而言，长短期负债均与企业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 按企业投资增长机会和内部现金流进一步分组后发现一方面长短期负债均加剧了高投资增长机会低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 另一方面短期负债并不能抑制低投资增长机会高内部现金流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