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类模型是刻画序列波动集束（volatility clustering）和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的有力工具，本文以沪深股市中248支个股作为样本，借助GARCH－M和TARCH－M模型对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本文中，笔者在国内外现有文献基础上，研究和探讨了保险业风险资产证券化产品即保险债券、保险股票、保险期货和保险期权的定价问题，并建立了相应的定价模型，其中重点研究了保险证券化产品中保险欧式期权的定价模型，根据等价鞅或风险中性性质获得了令人兴奋的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和Merton期权定价公式相类似的定价模型。

本文在均衡汇率、三元悖论和政府主导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非均衡的汇率制度选择模型的框架。通过模型的推导和实证，本文得出了各国在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的一些一般标准，模型显示，政府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受到货币性冲击、生产性冲击和实际汇率失调的影响。政府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可能导致非瓦尔拉斯均衡，但是这种“非均衡”是其综合考虑了成本和目标以后的“均衡”结果。将该模型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可以较好地解释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结果。这篇论文的特色在于：1.在强调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将汇率制度当作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工具，并引入了政府目标函数作为政府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2.通过模型的推导，得出了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目标函数的构成；3.应用限值因变量的Probit模型，对汇率制度选择这一定性的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实证中既有各国的截面数据分析又有中国的时间序列分析。

本文认为，关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建立汇率目标区机制乃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汇率目标区的基准汇率应选择均衡汇率，理论上这种均衡汇率应是能同时反映一国内外部均衡的汇率。从现实看，实际有效汇率似乎是计算均衡汇率最恰当的基础。均衡汇率其适用价值的大小关键还体现在其相对基期的选择上。事实上，基期选择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对汇率高估或低估的评价，从而影响汇率目标区上下限的确定乃至汇率的有效调控。

为了改变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低效率的局面，有学者从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与银行监管效率之间的联系出发，提出将银行监管职能脱离中央银行的改革方案。本文就从银行监管脱离中央银行或从属中央银行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出发，重点考察目前的金融经济现实环境约束，得出不宜将银行监管脱离中央银行的结论。

In this paper we study how a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ffects informed trading of its securitie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s and consequently, the information efficiency of its security prices. We identify two new factors as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the firm’s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policy: the liquidity premium caused by informed trading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due to information revelation from its security prices. We show that,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e optimal debt level is achieved at the point where there is no informed trading in the bond market and the informed traders are just about to trade in the bond market. Thus,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differs in nature from that of the existing models. This has very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and for financial system design. Our model can also explain the relative trading volumes in debt and equity markets.

我国邮政储蓄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改革迫在眉睫。我国加入WTO后，许多外资银行的涌入，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面对激烈的竞争，邮政储蓄应该发展其自己的特色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来适应激烈的竞争。

本文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配股政策与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的“再分配效应”――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陷阱”――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这些概念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现象，其中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格差异以及有关配股、分红的诸多现象。本文提出的配股-分红策略套利策略可以间接实现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目的。此外，针对配股的再分配效应和配股陷阱提出了改进配股监管的建议，并提供了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评估上市公司业绩的方法。

传统的EMH及高斯假定难以解释证券市场的收益率呈尖峰厚尾分布，而且围绕价格是否可预测，学术界也存在争论。本文试图采用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最新理论分形市场假说（Fractional Market Hypothesis）来解释美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这些现象，通过数据检验，最后得出美国证券市场存在较弱的价格可预测性，并且存在一个大约64个交易日的非周期循环。并且说明分形市场假说比EMH更具说服力。

由于存在体制性缺陷，客观上无法保证变革中的金融主体在市场运行中享有同等的利益分配权、资源配置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自我保护权。以金融主体最必需的交易平等权、信息知情权、资产所有权、经营自主权、法人治理权和债务维护权为例，在权力不对等作用下，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极大。从金融权力均衡对等角度考虑，为有效遏制风险蔓延，必须从源头上把住风险入口，并将滞留于金融内部的风险成功疏导至金融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