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分割的市场，这首先表现在它被划分成为A、B和H股三个市场，这三个市场不仅计价货币、交易机制和募集方式不同，而且各自允许开放的投资者对象也严格限定、互不开放。由此，这三个市场的股票价格彼此差别较大。本文重点考察了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分割，其重要体现是中国B股市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折价问题。在B股市场向国内持有外币的投资者开放之前，大多数上市公司B股价格不仅远低于其A股价格，有的还曾跌破发行价、资产净值和面值。这使得我国B股市场已经成为世界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最低的市场，其平均市盈率只有11倍，这不仅大大低于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大于50倍），也低于国际股市的平均市盈率（15-20倍）。本文认为，资本控制，即投资限制、B股相对于A股的信息不对称和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是形成B股折价的主要因素。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呈现持续高增长态势，这一现象产生的缘由在于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为使储蓄存款适度分流用于投资和消费，应从创新投资工具、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个人金融市场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零售贷款品种按照用途可分为消费类贷款和投资经营类贷款，前者包括住房按揭、购轿车贷款、家居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等不能直接给借款人带来经济效益的用于借款人及其家庭生活消费的贷款。后者包括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商铺按揭贷款、汽车经销商贷款、购出租和经营类车辆的贷款等能够直接给借款人带来经济效益的零售贷款。至于存单、保单、国债等重要权利凭证质押贷款，按贷款用途也归入上述两类。零售贷款的风险识别和控制可以从项目和客户群体、借款人个体风险、银行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方面分析。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仅通过预期物价变动率dP/P•dt考察持币收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们在持币的同时就拥有了在未来物价下跌时以低价购入商品的权力，所以有必要在原函数中加入这一权力的价值Pm，与dP/P•dt共同描述持币收益；Pm的值可以用实物期权法求得。这种修正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CAPM模型β成为通常收益率的解释因素，但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发现β缺乏对收益率的解释能力。1981年班茨和其他学者发现“小公司一月份效应”，即小公司有一系统较高的收益，尤其是在每年的一月份。这一现象与传统的CAPM公式相背。本文以1995-1997年深沪两市286只股票的周均收益率对中国股市进行了检验，得出中国不存在小公司效应，但数据支持一月份效应。通过这一研究深化了对股市有效性的认识。

本文首先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开放经济的动态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一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不可逆性决策的随机微分数学模型。通过求出该随机问题的最优解，从而得出中国加入世贸的最佳时机，同时也讨论了加快或减慢中国入世的相关因素。 This paper develops a simple theoretical open economy model to analysis the irreversible decision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From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a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based on the option theory in financial economics, it derived the optimal timing fo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and discussed what factors that may speed up or slow down the entry.

本文介绍了超越理性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市场微观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解释，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ector Autoregression, 简称VAR），利用加拿大的宏观数据，揭示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且实证分析了国民产出、货币量、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的简化形式进行葛兰杰因果分析， 我们验证了托宾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对投资的影响是通过托宾q这一载体来间接实施的。此外，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表明政府和企业投资间存在着长期双向的挤入效应。 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企业融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检验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包括银行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消极的。

本文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基础上，使用1998－2001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所有权安排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在控制行业和公司特征等因素后发现：(1)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大股东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2) 在股权比较分散、前几大股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负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从而本文得出结论认为，除行业和公司特征因素外，所有权安排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显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