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过多地关注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上市公司背后的政府行为以及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分析。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2003）一文所使用的“终极产权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3）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具体包括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以及法治水平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既是生产、贸易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实现既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又需要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同时更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其演进过程必然是曲折的、渐进的。本文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是特定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的国际化过程，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本身尚未成熟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的资本市场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必须按照“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进行；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过程可以分两个阶段加以实施，各个阶段的实施内容可以部分重复，但必须有所侧重、重点突出。

摘 要：本文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0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计量代理成本，对股权制衡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

在新兴市场上，内幕信息操纵根源在于市场属性的非成熟性产生一种“信息租金”。为寻求“信息租金”，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信息串通”，利用信息优势与资金优势结成一种战略寻租联盟，以操纵股价获取超额收益。内幕信息操纵过程中，信息操纵者与信息劣势的非知情交易者展开一种动态信息博弈行为，具有信息优势的机构投资者操纵内幕信息，使资产价格的均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市场均衡不断形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股价的冲击过程。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程度较为严重的内部交易者内幕消息操纵股价现象。因此，强化证券监管，对内幕信息操纵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成为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信息操纵；信息租金；股价冲击；证券监管

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分析，发现西方相关的信号理论和效率理论在中国都有一定的适用性。本文得出的信号显示工具主要为支付价格。若收购时支付价格小于每股净资产则会对财富效应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发现收购是解决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的一种外部途径。当上市公司在收购前经营效率较低时，收购的财富效应较大；并且，当上市公司在收购前经营效率较低且责任人明确时，收购的财富效应更大。

本文从日本的商业银行具有高不良贷款的现实出发研究大藏省（监管者，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的行为，第一部分的引言强调研究大藏省的行为的必要性与研究方法，并且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扩展了基本的监管模型，研究了大藏省在假定的支付矩阵下的行为，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日本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之一是大藏省在不同的行为参数下，依赖自己的行为参数从效用最大化出发进行博弈的结果。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四部分： （一）先摆出批驳对象：有些人一致赞同会计委派制，认为它可以维护法纪。 （二）表明观点：会计委派制不可行。会计委派制带来的好处只能是短期的， 从长期看它根本不可行，可以从它的特点，以及与新《会计法》的矛盾中窥得。 （三）破中有立：会计委派制根本是违法的，那就谈不上严明法纪，可见它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了。 （四）点题作结：会计委派制不可行，它终将消亡。

国内商业银行目前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已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蓄能缓冲池，弱化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延长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效应。作者建议在升息的同时，对现行的利率机制作出一些调整，以使商业银行的贷款及盈利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使投资者产生对未来融资成本的理性预期，并促进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高。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是目前证券市场上倍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2000 年度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和监管政策(股票特别处理、暂停交易以及配股的政策) 诱导性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

We demonstrate that limited participation can arise endogenously in the presence of model uncertainty. Our model generates novel predictions on how limited participation relates to equity premium and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 When the dispersion in investors?model uncertainty is small, full participation prevails in equilibrium. In this case, equity premium is unrelated to model uncertainty dispersion and a conglomerate trades at a price equal to the sum of its single segment counterparts. When model uncertainty dispersion is large, however, investors with relatively high uncertainty optimally choose to stay sidelined in equilibrium. In this case, equity premium can decrease with model uncertainty dispersion. This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limited participation leads to higher equity premium. Moreover, when limited participation occurs, a conglomerate trades at a discount relative to its single segment counterparts. The discount increases in model uncertainty dispersion and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ors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mark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