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intuitively examines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two highly relevant interest rates in China. The first one is the government rate, which is decid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bank and can be simulated by pure jump process. Estimation of the jump intension is given out. And by different robustness test, it keeps stable. The jump size has met the condition to make interest rate within reasonable bounds and shows some meaning of economic cycle behavior. The second one is the market rate, which is estimated by spline approximation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data of government bonds. Several models, including Vasicek model, Vasicek-GARCH (1,1) model, CIR model, and CIR-GARCH(1,1), are empirically tested and the best performance is done by the Vasicek-GARCH(1,1) model. Furthermore, the estimate bias problem due to the near unit root process is tested and evidenced by both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GPH test. Impact of government rate on market rate is finally checked and analyzed.

　　行为金融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临床医学中的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金融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针对经典金融学理论的理性交易和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金融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都无法用经典的金融学理论来解释，很明显，无套利均衡思想中的交易者“绝对理性”和“永远理性”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测定理性的“量”，理性能够维持多“久”，本文将试图通过将理性本身作为一种产品进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从而得出有创新性的结论。

格雷厄姆和多德在《证券分析》一书中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说明了“股票内在价值”对于投资的重要性，随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的兴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得到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不乏广泛应用的方法，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却难以采用。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方法。本文探讨了灰色预测方法及其在股票价格预测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这一现象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剧烈波动的资产价格，货币当局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本文将回顾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总结货币政策制定者从这场争论中可以得到的启示。

本文首先从信用契约意义和交易成本的角度，重新界定了银行的职能，并提出了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的概念。随后进一步利用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对国有银行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考察了在银行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下，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带来的影响，得出了我国金融风险内生性的结论(内生于国有银行)，提出只有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才能消除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恢复银行做为信用中介组织的本来面目。

规模经济是生产经营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保险公司的规模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已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而众多小型保险公司还有扩大规模的潜力。因此，小型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将影响到我国未来保险业的市场结构。

授信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商业银行对因授信权力的不良运用造成资金损失的责任处罚制度。这种处罚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授信权力运用者道德风险和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责任，即在授信业务管理中因“应当为之而不为之，不应当为之而为之”，致使银行资金遭受损失的责任处罚。这种处罚因不是对损失贷款的赔偿，主要是惩戒性的。授信责任追究的原则和精神在我国由来已久，金融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是无可争议地认可，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信贷资金损失原因的复杂性，责任处罚往往落不到实处，真正因信贷责任被追究,受到责罚的人是少之又少（除因外部案件涉及受贿等被司法部门处理外）。因信贷责任追究涉及对信贷责任的认定、处罚的形式与标准，提起处罚的程序，以及实际执行中许多复杂的“中国特色”，使这一制度的执行程度大打折扣。除因司法问题受到制裁而银行补充一个“处罚”程序外，很少有银行主动提起这一程序。在呆坏帐核销中明确要求必须有责任人处理的决定，但仔细甄别，很多承担责任的人都是已退职、退休、调离和辞职的人员，而且处罚也是不痛不痒，如对早已不再岗位的人员实行“调离原岗位”，对已没有职务的人“撤销职务”，或处以扣发三个月津贴900元等。甚至对处罚文件不下发，不装档案、不通知本人。处罚根本起不到惩戒和警示的作用。授信损失不能准确界定，责任人不能有效处理，等于是对真正负有道德风险，招致银行法人利益受到损害事实的默然。这种容忍如同漠视非道德人污染水源一样祸害无穷。其结果是对银行管理赖以生存的基础的亵渎，并可能导致人们对制度的尊重和权威感的丧失，形成一种损公肥私利大于弊的文化氛围，长期下去，必然降低制度的严肃性和效力。这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的天敌，也是不良资产层出不穷的根本所在。加大对信贷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实行严格的信贷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授信制度的灵魂，是改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高竞争力的根本之策。这需要从制度、观念、措施等多方面入手。

摘要：本文从日本、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高不良贷款的现实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代理人）的行为，第一部分的引言强调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行为的必要性，并且对现有文献进行 了回顾。第二部分扩展了基本的监管模型，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代理人）在支付矩阵下的行为，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是因为商业银行在不同的行为参数下， 依赖自己的行为参数从效用最大化出发进行博弈的结果。

本文拓展了Michael Frenkel和Christiane Nickel（2001）等人的研究，主要利用修正的Dornbusch“超调”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微观结构的外汇市场在不同的资本控制及其不同的控制程度下系统的稳定性特性以及资本控制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投资者和投机者同时存在的外汇市场上，不同的资本控制以及不同的资本控制程度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仅仅在于系统是鞍点稳定还是全局稳定；同时，资本控制可以增加产出，提高均衡价格、均衡汇率和均衡实际汇率，也可以使它们下降，这取决于国内外多个经济变量、一些反映国内经济状况的参数以及资本控制、外汇市场风险贴水和外汇风险贴水的资本控制弹性之间的关系。

境外中国概念指数期货产品的推出虽然仍有待于市场的检验，但无疑其将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环境、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实证研究了香港H股指数期货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发现两者存在协整关系，H股指数期货是上证指数的短期Granger原因。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均显示出H股指数期货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明显更加强烈于上证指数对H股指数期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