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证券市场实施涨跌停机制的效果存在争议。本文以Kim和Rhee（1997）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结合上海股市的实际情况，从波动率溢出假设、延迟价格发现假设和交易干涉假设三个方面对上海股市涨跌停机制的绩效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的涨跌停机制是缺乏效率的。文章的最后提出了放宽价格限制幅度和采取不对称的涨跌停机制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融资体系里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中小企业在经济体系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更越发显得突出。本文主要总结归纳了该问题主要的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融资模式。

本文应用APARCH模型在三种分布假设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拟合以计算上证综合指数的VaR风险值，然后把它与应用GARCH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返回检验，我们发现，APARCH应用于VaR估计是统计有效的，并且明显优于GARHC模型。

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已陷入黔之驴的境地。面对日益严峻的需求不足、金融风险、就业危机、环境恶化和腐败盛行等棘手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实施货币电子化和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管理系统，市场经济才能绝路逢生。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除银行贷款、 发行股票上市之外的另一种有利途径。但是目前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市企业债券市场的主体结构问题。在对1998年到2002年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大部分债券本质上属于公共部门债券，包括中央政府机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政府部门在进行发债审批时，主要从“政府意图”和“产业政策”的角度选择合意的企业，其最终结果表现为中央政府分部门以及所属机构、由地方政府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这限制了其他具有发债资格企业的进入。严格的管理体制也是抑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规范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管理体制严格限制了企业债券的发展。“企业发行债务筹集资金得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得40％”的要求在银行存款利率不断调低的情况下，已经低于投资国债和股票的收益率，无法吸引投资者；此外，这种利率的约定也不利于市场价格的形成。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企业债券品种单一，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质量低；企业债券的监管模式尚未完全理顺都是制约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瓶颈。 因此，我们必须在企业债券的各个方面进行改善、改革，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为政府机构和地方机构债务融资单独开辟融资市场，避免其和企业争夺市场，并要多公共部门性质的债券实施严格的审批制，要把确保政府债券安全性和捍卫政府信誉放在首位。对于企业债的监管应该实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逐步撤销对市场的计划性控制，因此必须建立信息披露机制。进行发行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改多头审批为一家核准，改一次发行为监管机构一次核准，但发行人可视其需要和市场情况多次发行；其次应该准许商业银行进行承销；最后取消利率40％上限的限制。健全企业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对发行主体主要是进行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发展企业债券的场外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也是我们改善企业债券市场的有效途径。 企业债券可以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新途径。通过“中关村模式”的分析，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联盟的方式，以同一主体对外发债。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企 业 内 部 机 制 的 再 造 是 国 有 银 行 内 部 重 组 过 程 之 中 避 免 不 良 资 产 增 量上 升 的 关 键 所 在, 而 如 何 建 立 良 好 的 公 司 治 理 机 制 在 笔 者 看 来 又 是 这 一 内 部 机 制 再 造 过 程 的 起 点. 本 报 告 在 全 面 介 绍 美 国 标 准 公 司 治 理 机 制 的 基 础 上， 对 中 国 国 有 银 行 的 改 革 提 出 了自 己 的 看 法.

中国大部分企业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偏好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存在非理性行为，也存在非意愿选择约束。本论文通过对两种融资方式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意在说明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安排有关，由此导致企业的非意愿选择约束；其二，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成本约束下，企业融资选择中出现了经济学中所谈到的“劣势有效”，从而导致企业在非理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最终的结论是：中国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制度的成长对市场选择机制的有效支持。

健康管理是健康保险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专业环节。尽快建立我国保险业健康管理体系，已成为健康保险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我国保险业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对中国保险业在健康管理领域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This paper hypothesizes that the threat of losing listing status in China’s distressed ST (specialtreatment) firms kick starts a corporate control market that does not exist otherwise. The incumben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 control right, will have to“tunnel back” the value he has extracted from the firm before to boost the distressed firm’s accounting performance. This part of value is captured by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CARs) surrounding ST event. We further argue that ST CARs present themselves as alternative measure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nes used in Barclay and Holderness (1989) and Nenova (2000). Studying 66 listing companies that had become ST between 1998 and 2000 in China’s stock market, we find that the 22-month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run as high as 29% on average. Based on a game theoretic model, we find that the control value released through the contest for corporate control righ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shareholding, concentration of shares held by other largest shareholders,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irm’s leverage ratio. Our empirical evidence confirms these hypotheses.

本文从突出金融部门角度，编制了中国地区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该项研究对于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和分析地区经济状况，提供了科学的经济数据库。首先，论文从宏观经济循环角度，在分析了金融部门和地区部门的特点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地区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的结构和内容；其次，以《江苏投入产出表》(2000)和《江苏统计年鉴》为基础，结合大量调查，编制了江苏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最后，利用跨熵(cross entropy，CE)技术，对矩阵进行了平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