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出：（1）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博弈关系。如果把创业企业家比作千里马，风险投资家则是伯乐。“千里马”必须精心喂养，如果只让它吃普通“草料”，甚至经常吃不饱肚子，“千里马”终将成为一匹“俗马”，因此风险投资家必须对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2）培育上市公司是风险投资的一项战略任务，培育上市公司类似于将0℃的冰块加热到100℃水蒸气，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创业的过程，需要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的患难与共和密切配合。（3）兼并收购在风险投资的现实操作中难度较大，不应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更需要创业企业家转变观念和塑造一个健康的创业文化氛围。（4）搞好风险投资的退出工作应该从源头抓起，作者倡导出口导向型投资、联合投资、链条式投资和规模投资的理念，主张风险投资与投资银行应该加强合作。

银行经济资本具有两大功能－支持风险业务和创造价值。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中，只考虑风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银行之所以从事风险业务，投资者之所以从事风险投资，目的都是为各自的投入带来价值增值。经济资本在价值增值中的主要功能是：产品定价，衡量业绩和建立激励机制，指导战略和业务决策。而合理准确地衡量业绩又是银行创造价值的基础，它也成为银行业在近20多年来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本文旨在探讨银行业绩衡量的演变，EC在业绩衡量中的作用，经济学业绩衡量的模式、意义和银行的运用实践，业绩衡量与业务决策、资本配置的关系。本文分以下部分： 1，银行业绩的经济学衡量 2，资本成本的计量 3，银行业绩衡量的模式和方法 4， 案例分析

本文研究我国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治理所造成的影响。鉴于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种类较少且规模较小，本文选择机构投资者中的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对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本文通过从金融生态失衡的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再度活跃的民间借贷，认为金融生态失衡是民间借贷再趋活跃的诱因。并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阐述了民间借贷产生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它的再度活跃是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定产物。就此，本文从政策定位、法律地位以及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金融学的理论认识及学科建设上，中国金融学界面临的挑战是：对于金融学的内涵界定混沌一片；金融学理论和学科建设较为滞后，包括学科布局、理论研究、师资、学生培养模式、教科书和学术研究期刊建设等都急需改正；金融研究没有能够为近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决策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本文提出将金融学分为三大学科支系：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数学、法学等学科互渗形成的交叉学科。本文提出目前金融学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最有回报的研究课题是：以资本成本理论为核心研究金融学；以随机折现因子为起到、以制度性缺陷为核心研究投资学和资产定价理论；推动行为投资学和行为公司财务学的研究，使金融学更接近现实；加强法和金融学研究，为金融立法和监管的价值取向提供经济学判断。

服务收费这股浪潮正向中国的银行业袭来。2003年10月1日，《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颁布，意味着银行的价格收费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然而，中国的银行是否真的可以实行服务收费了呢？本文试图从国际上服务收费产生的前提和影响等方面来阐明我国收费服务的时机尚未成熟，应该逐步推进。

目前，教育机构授信已成为各金融机构营销的焦点，教育行业授信在银行授信比重中所占份额逐年成倍增加，但教育行业的各类机构系非赢利非物质生产机构，其设施属社会公益事业设施不得用于抵押，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其发放信用贷款。该行业贷款偿还情况怎样、贷款质量如何、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未来教育行业授信发展定位，在此对教育行业授信进行全面分析。

Firms, which trade in today’s open economy often involved multi-currency transactions, will have their stock returns influenced by traded transaction currencies variations. Frequently, these firms also use derivatives for either active (hedging and speculative) or passive (hedging) currency risk management. It is therefore nontrivial to analyse empirically for these fi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return, currency risk exposure, and the motive of their derivatives use. This paper aim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via a two-factor market return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Ross, 1976). Descriptive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tests are implemented on published accounting data (cross sectional and time series) for 69 Australian listed firms excluding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Statistical test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is a weak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return and currency risk exposure level. The test results also suggest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cy risk level and the motive (either hedging, speculative or both) of derivatives use.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rn finance theory.

本文研究的是日本进入浮动汇率以来日元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率及其特征。通过建立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日本进入浮动汇率的33年来，日元汇率的短期和长期出口价格传递率分别为-0.4956和-0.6583，日元汇率升值幅度越大，其出口价格传递率越高；日元汇率对出口价格的短期传递率呈现下降趋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批发物价对同行业的出口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

基于可转债中包含的美式期权特征，本文认为先分解可转债价值再作独立估价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与此相对，二项分布数值定价模型能较好地融入可转债的各项附加条款，并处理定价中可能出现的股价路径依赖问题。本文描述了各种附加条款的模型处理方法，并针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实际，讨论了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