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都要对上一年度世界前1000家银行重新排列座次，此举已被视为银行间最具权威的实力评估，入世后中国将主要面临这些大银行的竞争。全面提升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打赢新条件下的“金融抗战”应站在月球看地球的新视点，知彼知己、未雨绸缪。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必须有商业保险公司进入，才能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面对巨大的农村医疗保险市场，保险公司却驻足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政府政策支持，现有农村医疗卫生环境及其卫生管理体制与商业健康保险配套需求差距较大，风险较高。针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保险公司应积极主动地争取改善外部环境，同时应及早地制定公司进入战略，以获取新的保险业务增长点。

近年来，通过公开拍卖还是优势甄选方法颁发第三代移动通信许可证（又称3G牌照）的讨论已广泛得以报导。对于现有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来说，得到3G牌照的机会极其重要不可错过，因为它还将是进一步通向第四代或更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入口。本文确信3G许可证是一个实物期权，主要探讨了3G牌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价值分析和评估，重点研究了中国香港和大陆3G牌照实物期权的定价及嵌入期权的分析，并运用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确定贴现率及现金流预测的方法。本文还根据采集到的数据特点，使用了一些数据处理技巧。本文认为在中国香港和大陆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以不同的方法向电信运营商（或电信公司）颁发许可证比较合理。

本文根据历史数据，总结和汇报了我国上市公司1992到2004年间的赢利状况。我们发现，平均来讲，我国上市公司的赢利水平在这一时间段内有显著的下降；公司上市后的业绩也呈下滑迹象；同时，上市公司的赢利能力有着较强的均值回归特性。

本文将结合中国第一支债券型基金运作的感受, 拟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建设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立独立的债券经纪人能较好地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 第二，提高债权融资在上市公司内部公司财务结构中的作用, 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专家理财的优势。第三，尝试国债基础衍生工具，发展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工具如商业票据等,促使形成国债基准利率曲线及资本市场的定价及避险的功能, 有效地管理好利率及信用风险。

建设中国的信用体系，对国外现有的信用模型的借鉴及其中国化十分必要。但是目前我国信用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用数据匮乏，KMV模型可以直接利用股票市场的数据对信用风险进行估测，因此对该模型在中国市场的应用研究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简要但系统地综述了企业信用评级，分析了它的发展和一般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Credit Metrics，Credit Risk+，Credit Portfolio View等几种流行的信用度量方法。 接着文章阐述了期权理论应用于信用度量的原理，并在这一基础上详细介绍了KMV模型的框架、参数估计方法、演进和发展。文章分别提出了利用BSM期权定价模型和FCFF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去估计隐含的企业资产波动率 ；利用GARCH方法去估计股权价值波动率 ，并介绍了相应的方法。最后，文章在基于逻辑和经济意义的基础上推测了关系函数的形式，并利用中国股市的数据用非线性回归的方法拟合了中国市场 和 的关系函数并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和探讨。 KMV模型在匮乏信用数据的中国市场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KMV模型中 和 的关系是随市场不同而变化的。 本文揭示了二者在中国市场的关系，为期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信用风险度量给出了新的框架和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运用价值。

主要内容有：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环境的制约 信托治理缺失与监管架构及法规存在缺陷 信托业务网络政策受限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存在200份合同的核心障碍 主流赢利模式尚需培育 信托“公募”受到限制 同类业务竞争处于弱势 信托产品的流动性即信托二级市场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业务拓展政策空间不足

按照并购双方行业的相互关系，并购可以分为横向、纵向和混合三种类型。本文认为，处于行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采用不同并购类型的并购，其绩效也不同。通过这一关系，可以对我国的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进行检验。通过对1999-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298个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效率仍然不高，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本文力图对这一现象给出解释，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原因。

本文研究的是日元长期升值期间（1971～2002年），日元实际汇率波动对日本长期实际利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1年～2002年，日元实际汇率、美国实际长期利率、日本实际长期利率之间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日元实际汇率每升值（贬值）1%，日本实际长期利率下跌（上涨）0.02%。本币持续且大幅度地升值，可能使货币当局担心货币过度升值将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而采取错误的利率政策。

中国的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受政府管制的影响颇深，因此当前研究政府干预下的国企行为扭曲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政府干预下国有公司行为扭曲的微观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不恰当的规制一方面破坏了分离均衡的甄别机制，导致国企低效率与社会剩余减少；另一方面又引起其时间路径出现非正常振荡，而监管收敛于最大成本。然后在官员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国企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并尝试利用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为国有公司设计一套合理的强制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