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管理虽然有许多内容，但最主要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管理，二是绩效考核。人事管理包括怎样选拔人，怎样激励人和怎样淘汰人三个部分。绩效考核又分为怎样设定科学的业务指标，怎样使业务指标与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两个部分。任何一个组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五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高效运作、建康向上的机体，而国有大型银行恰恰在这些方面不足。 　　一是用人机制不完善。企业减少了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加了用人的成本，这就是国有大型银行最大的无效率---人事无效率。 　　二是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评价银行经营的核心指标只有两项，即：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项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同程度地被淡化，各基层大多隐瞒，使金融风险大量积累。 　　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经营好坏与行长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而广大员工却只能被动享受着经营差所带来的苦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管理是当前国有银行最大的金融风险，如何实施科学的内部管理，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呢？ 　　一、改制上市，只是实现经济组织从无效率向有效率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大型银行上市后，在内部分支机构的管理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仍然存在。规章制度本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却往往被少数人所利用，而损坏大家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的负博弈，是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风险的关键。效率和成本是制约监管的瓶颈。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监管应是操作者自身的监管。 　　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考核要回到利润这个办企业的根本上来，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成本。另一方面，风险考核应与利润考核并重。再一方面，要真正将业绩与经营者的利益紧密结合。参照古代晋商“银股和身股”的管理模式，建立利润(剔除风险后，下同)决定员工收入，员工收入决定行长收入的机制。这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纠正近几年来银行改革中领导收入虚高的现状，减小广大员工的抵触情绪。二是增加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很大程度地减少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负博弈。银行是一个风险遍布操作各个环节的特殊企业，通过这种关联，才能让每个想违规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全体员工的注目。三是增加行长“责、权、利”的匹配度,建立以普通员工收入(不含少数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中间大部分，下同)为参照系的行长收入弹性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四是建立严格的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

对国外金融学领域一个新兴分支，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作了综述。在总结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后，首次给出了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及探讨了它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行为金融学之间的关系。叙述了它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并以Santa Fe Institute 的人工股票市场为例说明了它的建模方法。

本文分析了银行卡业务中的异常交易情况，提出了基于规则库的异常数据的挖掘方法和途径，给出了的异常数据分析系统的完整实现方案，并通过实际数据的验证来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

每个中国人都说中国话、从小受中国式教育并在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熏陶下长大，这种影响如空气和水一样，时刻对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产生作用，只是大家习以为常，反而共同取经于西方，以西方的“经济学”为投资行为的标杆。 在西方相同的金融理论和投资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证券投资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心理群体、产生从众行为，出现个体证券投资者和机构证券投资者几乎盈亏同时的共时性规律。从汉字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出发，可以提示中国证券投资者独特的行为。

摘 要：本文以开盘价序列代替集合竞价机制下的价格序列，收盘价序列代替连续竞价机制下的价格序列，运用上海证券交易所170只股票的交易数据，实证研究了两种交易机制下的股票价格特征，发现开盘价格具有更大的正态偏离性，更大的波动性和更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开盘价格的较大波动是由开盘前的长时间交易中止和开盘时的集合竞价机制共同引起的。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研究得到相同的结论，不同交易机制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作为全球化下转轨中的新兴市场，中国经济需要并购重组来完成向市场经济 的转轨、促进产业从新兴走向成熟、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大调整。最新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与其配套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是适应这一大的背景，遵循积极鼓励和程序公正的原则，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在详细分析新的收购细则立法背景、立法价值取向后，对新的收购流程及其中的重要注意事项作了深入解读。

为强化企业财务管理的成效，妥善管理外汇风险，并降低汇率波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企业在面对不同的外汇变化时，需配合本身的外汇价位，采取适当的避险策略，并选择有效的避险工具，以达风险管理之成效。而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筛选与评估可行的避险工具与方法?判断其最大的风险与损失，并进一步执行该策略与工具，其事后的绩效又是如何?这是管理者所面临到的挑战。为达到最佳的避险效果，当其面对本外币汇率波动，企业决策者需要依据其公司自身的特性，合理运用远期外汇或金融期权等工具，建构一最适合本企业的避险策略。

以往企业财务预警研究，主要是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基于财务指标建立模型，以此预测企业财务状况。本研究认为，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基于财务指标的分析，虽然能够给出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但却难以给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深层次解释，特别地，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早期预警具有较大局限性。本研究在基于财务指标分析基础上，引入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代理成本等因素，综合分析中国上市公司ST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比较分析基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及综合指标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进而，为中国上市公司避免、摆脱ST困境，提供政策建议。

日本，“辛苦”了 --解读人民币汇率之战 虽人民币汇率之战已稍稍平息，但我们思考却不能停止，我们要去发掘引起这场"战争"的根源，特别是去揭露日本引发这场汇率之战的内幕。 2002年末以来，日本政府多次公开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从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和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到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无不钩起我们的好奇，日本认为，中国的出口量的大幅度增大导致了日本通货紧缩。 如此庞大的出口量出至谁手？

It is commonly argued that poorly designed banking system safety nets are largely to blame for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modern banking crises. For example, “underpriced” deposit insurance and/or low reserve requirement are often viewed as factors that encourages risk-taking by banks.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three policy variables: deposit insurance premia, reserve requirement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costs of bank bailouts are financed. We show that when deposit insurance premia are low, the monetization of bank bailout costs may not be more inflationary than financing these costs out of general revenue. This is because, while monetizing the costs increases the inflation tax rate, higher levels of general taxation reduce savings, deposits, bank reserves, and the inflation tax base. Increasing the inflation tax rate obviously raises inflation, but so does an erosion of the inflation tax base. We also find that low deposit insurance premia or low reserve requirements may not be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ate of bank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