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考察了行业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基准结果表明，行业薪酬差距越小，则企业不仅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被引用数量，而且专利的经济价值更高。本文基于国企“限薪令”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薪酬差距缩小主要通过减少低价值专利的数量而提升了专利经济价值的均值，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协同创新而降低了专利经济价值分布的分散程度。上述促进创新效应在融资约束强、非高技术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管理层压力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often used to stimulate environment-friendly investment. We find that Chinese firms reduce green investment as the uncertainty of subsidies rises. This effect is identified from weather-driven fluctuations in air pollution that lead to fluctuations in subsidy allocations: Firms in cities where weather-driven subsidy uncertainty is high engage in less green R&D investment,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staff. Industries that are heavy emitters and those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re more affecte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olicy uncertainty may originate not only from political and macroeconomic shocks but from behavioral mechanisms that link policy to salient recent conditions.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NCMS) rolled out in China from 2003-2008 provided insurance to 800 million rural Chinese. We combine aggregate mortality data with individual survey data, and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he NCMS from program rollout and heterogeneity across areas in their rural share. We fi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aggregate mortality, with the program saving more than one million lives per year at its peak, and explaining 78% of the entire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over this period. We confirm these mortality effects using micro-data on mortality, other health outcomes, and utilization.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近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解构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文章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视角,考察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企业扶贫参与的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国有股权的基本现实,根据股权结构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逻辑,系统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扶贫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2016-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文章实证研究发现,国资参股明显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扶贫参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资参股通过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基础和强化民营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而产生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在有同省份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较强地区及贫困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探索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学理关系,从理论上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研究,为“十四五”时期巩固扶贫成果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反贫困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Using data on Chinese firms with the unique stat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we examine whethe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an help reduce the required returns on equity for SOEs or non-SOEs, and if so, the underlying channels.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holdings of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can reduce the required return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non-SOEs than in SOEs, indicating that state ownership may limit the effect by which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duce the required returns. In additi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invested firms and may thereby reduce the required returns on eq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