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本文以 2002-201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 31 个省区省级主政官员的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政治不确定性的视角，基于中国省级主政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实证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对公司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和非政治关联性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政治不确定性因政治不确定性强度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在省级新任主政官员来自于异地这一子样本中正向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宏观政治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领域的文献。

本文 在传统 logit 模型 基础上添加股票市场变量（ 超额收益率、波动率和价格 ）并采用改进后的模型对我国企业破产风险进行实证 研究 。 同时文章还考察了 抽样 方式对 logit 模型在破产预测方面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1） 引入的股票市场变量 统计意义上 显著且能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表 股票市场变量确实包含有用的破产信息( 2) 在 logit 模型中加入股票市场变量 不仅 能够 显著 提高模型破产预测的准确率，也能显著增加模型的破产信息含量( 3) 随机 抽样 的 logit模型破产预测的准确率更高 、 模型的破产信息含量也更多。

在我国城投债市场中，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与承销商。本文认为，城投债承销业务中存在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现象，即承销银行获得了承销收入，而债券违约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这也激励银行积极开展承销业务。而城投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2009-2019年23家银行及其承销的2476支城投债的季度面板数据，对该风险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1）城投债利差对承销银行以及银行系统性风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银行承销业务的地理集中度会影响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银行承销业务的责任，避免承销产生的风险外溢。其二，应避免银行城投债承销业务的快速扩张，并稳步构建合理的城投债承销网络。其三，优先化解经济下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本文通过测度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探讨了数字经济提升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及机制。通过指标替换和不同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使用各城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和数字经济词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两个角度，检验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该结论在引入工具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的研究显示，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传导路径。最后，本文从区域分布、城市资源差异、城市层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对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改善资源配置、深化认识数字经济的低碳价值和兼容反哺效能、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The reform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llows families to have more children and thus may affect anticip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family businesses and drive family firms to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find that the reform positively affects family firm CSR. We also fi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amily firms whose owners have fewer children, have no son, and are of reproductive age, which confirms the theory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ticipation drives family firm CSR.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that operate in environments where CSR is mor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We validate our findings by showing that the reform curtails family firms’ short-termism.

本文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影响后我们发现，流动性越差的商业银行越有可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此外，门限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量存在某一“门槛效应”，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不受其流动性状况的影响，但当资本充足路高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与其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绿债发行成本进行融资。市场现状显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为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结论为监管部门改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代表性偏差由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提出，指人们于根据观察到的某种事物的模式与其经验中该事物所形成典型模式的相似程度而进行判断。某一事物与其类别高度相似，则其代表性越高。这种情况在人们的金融投资活动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和作用。因此研究这种偏差对投资心理活动对信息处理加工输出的不同阶段的影响，对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往往会起到一定的重要辅助作用。

基于2003-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地区腐败与该地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企业的慈善捐赠会越少，呈现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加剧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慈善捐赠会越少。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地区腐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负向关系源于行贿对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与慈善捐赠相比，直接行贿更有利于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理性的公司会选择行贿，而非慈善捐赠。强力反腐会削弱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这与强力反腐提高了公司行贿的成本密切相关。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地区腐败、融资约束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为我国优化商业道德，推进反腐进程，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