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普惠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根据普惠金融的特点，从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小额贷款公司数据进行计算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和 中部地区。

本文考察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基于各省份不同民族的人口比例，衡量各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结合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CSR）数据，我们发现：第一、民族文化多样性对于 CSR 存在双刃剑效应。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较低的地区，其显著提升了 CSR 履行效果；而在民族多样性较高的情况下，表现为更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降低了 CSR 履行效果。第二、引入族际通婚率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之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 CSR 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第三、地区信任程度对于前述关系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民族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正效应逐步减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则在边际上显著加强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 CSR 的负向作用。最后，在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引入汶川地震这一外生冲击之后的企业捐赠数量，我们发现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了法币改革的背景和经济影响。基于“南京十年”期间的资产价格高频数据，我们发现，与银本位相比，信用本位下不仅短期利率更加平稳，长期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并且利率行为变化时点与法币改革吻合。这表明管理得当的信用本位不仅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明显优于商品本位，而且在稳定长期通胀预期方面也并不逊色。这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为货币本位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银行规模越大，其在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上越不具有比较优势，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大银行需要严格要求贷款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对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导致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金融监管方面，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融资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对象皆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不同规模银行的监管也应当有所区别和侧重。

将金融资源用于扶贫工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用手段。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也普遍利用财政扶贫资金设立的“风险补偿金”作担保，激励商业银行向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但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理论上描述了使用金融杠杆模式进行风险补偿的原理，并分析了其绩效和激励问题，以此探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农户扶贫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作用机制：最优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模式也依赖于不同的目标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参数。通过分析和比较，本文发现金融杠杆模式可以达到最高的贫困户福利，实现比直接扶贫模式更高的社会总福利，但无法达到风险分担模式对应的最低扶贫成本。如果存在道德风险，杠杆模式也可以解决银行的激励问题：对于某些特定属性的扶贫项目，政府只需要适当增加杆比即可激励银行付出努力。

目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主要关注总量的配备，本文拟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匹配角度切入进行再讨论。本文将我国各省历年的金融结构水平与技术水平分别进行排序并相减，得到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1）金融结构—技术水平的匹配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该匹配度的解释力要强于金融总量规模、金融结构、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简单交乘项；2）在样本区间内，金融结构略微超过技术水平（3%幅度）时，两者结构匹配效果最好；3）金融规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金融结构水平越低的地区，结构匹配的效果越强；4）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可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增长发挥正效应。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内生性处理、转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统计口径、改变匹配方式等稳健性处理后仍然保持稳健。这些实证发现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证券市场跛足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新常态下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选择，同时也将为拓宽政府促进金融—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空间提供经验依据。

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结构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随着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然而金融危机会弱化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和研发创新激励的强化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国家契约环境指数，研究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金融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促进产业增长；而金融结构只有与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最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意味着，最优的金融结构安排，不仅要满足产业的融资需求，还必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