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文献中，将泡沫(bubbles)定义为资产价格偏离市场基本面的部份。本文以Flood and Hodrick(1990)的泡沫理论模型及Meese(1986)的货币模型为基础，设定了包含泡沫项的汇率决定方程式，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运用卡尔曼滤波以最大似然法进行递推估计。研究对象为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至2010年11月的人民币/美元，及1990年1月至2010年11月的日圆/美元的汇率泡沫现象。本文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及日本所估计的汇率泡沫项皆存在且泡沫参数皆显著。分析泡沫项的走势及泡沫参数的梯度，都能符合样本期间汇率的变动行为，合理解释了汇率偏离市场基本面的情形。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证券研究员利用信息解读与预测能力优势提出投资建议，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研究员预测准确性较低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求解卖方证券研究员、机构投资者、中小型投资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然后，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共450个股票推荐的典型数据，对推荐评级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实证较好地支持了博弈模型结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与自身禀赋正相关；所属的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员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规模和研究员预测的准确度正相关。市场行情转换显著地影响了证券研究员所推荐股票的准确性。最后是本文的建议：规范并完善融资融券机制；完善证券研究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等。

如何加快提升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对国民健康的保障水平？关键在于打通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和社保机构之间的医保信息通道，彻底解除束缚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技术性、制度性障碍。本文建议，通过构建四大信息平台，推进实施“医保畅通工程”，促进医疗信息的透明公开，促进医保效率的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百姓就医环境。

我们从马克思确定“现实的关系”展开考证：抑制通货膨胀与现实应对物价上涨，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现实的。并通过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立足在经济学上用抑制通货膨胀制定的货币政策、财税决策等的方针政策，却导致国企、集体企的大批职工下岗的这一事实而考证：抑制通货膨胀是“抽象规定”的虚假概念；并通过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而是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的货币政策、财税调节等方针政策，既推动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考证：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是“经验的现实性”的有效措施。

本文以中国二级市场上交易的封闭式基金、交易所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和上市型开放式基金（LOF）为例，借助微观市场结构的模型，分析基金自身的交易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本文证明2006年7月的基金改制事件提高了基金市场有效性。具体表现在这些基金的交易成本与相应时段内代表公司经营能力的累积净值和市场回报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经典金融理论不同的是，我国二级市场交易基金（主要是封闭式基金）的交易成本和业绩波动率呈负相关的关系。本文认为这说明在我国封闭式基金市场存在“炒作”现象。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给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近年来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考察越来越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课题。其中，企业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捐赠一直是经济学家愿意理解和接受，并一再来证实的观点；而对于这其中是否存在利他动机持有争议，也缺乏实证证据。本文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在控制住自利动机影响企业捐赠的渠道后，估计了利他动机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我们有显著的证据可以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背后有利他动机在起作用。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今天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货币政策所选择的基于无时间视角的政策体制，在Ramsey 均衡下，选择最优政策机制能够保持低通胀和汇率的波动，但是产出波动幅度会增大，而在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下，通胀，产出和汇率的波动都比其他政策机制要小；在实证数据上，我们对比了最优政策，汇率稳定，价格稳定以及实际数据拟合的宏观经济体系，我们发现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是更加趋近于最优政策，汇率稳定性目标是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目标。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性，分析得出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的一个狭小的区域，此时的货币政策最有利于执行汇率的稳定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