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流动性度量的成交量方法、买卖价方法和市场深度非参数方法，分别比较研究了流动性对地产指数、工业指数和公用指数股票收益率冲击。结果发现：1. 股票流动性受量、价、时间等多重因素影响，用传统成交量和买卖价差度量流动性具有片面性，非参度量方法下的市场深度结合了两者的信息量，更好反映流动性和收益的真实关系。2.成交量对收益具有正向冲击，买卖价差和市场深度对收益产生负向冲击。3.相比买卖价差，市场深度度量下的流动性对收益产生更明显的冲击。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日数据，对上证综合指数、香港恒生指数和美国道琼斯指数日收益率建立了VAR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证指数日收益率主要受道琼斯指数日收益率的影响，受恒生指数日收益率的影响不大，而且道琼斯指数日收益率前一期值对上证指数日收益率当期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对管理当局制定相关金融政策以及投资者采取合理的投资策略有一定指导作用。

本文从研究分位数回归模型入手，发现可将置信水平（分位数）内生化于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中，克服了在险价值（VaR）的置信水平只能人为外在给定的困难。进一步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上证与深证市场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该模型不仅能有效地度量证券市场的在险价值，刻画出在险价值的动态变化,而且还得出了“深证市场比上证市场存在着更频繁的大起大落现象以及两市场均不存在着剧烈的跳跃现象”的结论。

金融市场的多分形（Multifractal）特征全面体现了测度对象变化的复杂性，而用于描述这种复杂性的多分形语言则是刻画金融市场波动特征的有力工具。以上证综指的高频价格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分形谱分析（Multifractal spectrum analysis）方法研究了其上海证券市场的多分形特征。结果表明：多分形特征存在于上证综指价格波动中，多分形语言中蕴含了有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丰富信息。最后初步提出了运用多分形理论所提供的工具来进行波动率研究的思路。

探讨CAPM中风险资产市场组合的概率分布和均值估计问题。在股票价格行为模型用维纳过程（又称布朗运动）表述的前提下，证明了CAPM中的市场组合服从加法逻辑正态分布的结论，进而给出了市场组合均值的三种估计。以此为基础进行CAPM的实证检验，才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

与之前使用线性模型来研究流动性与资产定价的文献不同，本文使用非线性的STR模型研究了上海A股市场收益与代表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的关系。结论发现换手率对上海A股市场收益的影响有较强的非对称性，在股市处于调整或平稳发展时，线性性明显，具有较弱的流动性溢价现象；但在股指上升阶段，非线性部分显著，流动性溢价不成立，而且由模型转换函数可知线性与非线性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

资产价格通常包含突变，而高频金融数据又不可避免受到市场微观结构的影响含有噪音。文中针对已有文献中高频数据波动估计处理噪音的不足，运用多分辨小波分析检测突变位置、估计突变变幅程度，提出用小波消噪估计累积波动，证明了小波消噪估计波动的收敛一致性。这种多分辨方法同时处理了价格中的突变问题和金融高频数据中的市场微观结构噪音问题，改进了波动估计的准确性。仿真模拟结果显示：同时考虑突变、噪音，用小波消噪估计波动的方法好于其它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上证指数和部分上市公司的高频数据。

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交易所国债市场和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市场风险。首先我们考察了国债收益率的尖峰厚尾性、异方差性和平稳性。接着估计了在t分布和偏t分布下GARCH模型与HYGARCH模型，利用失败率检验与动态分位数测试检验了模型预测的VaR值的精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银行间国债市场波动的长记忆性大于交易所国债市场；当使用参数法估计VaR值时，波动率的长记忆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偏t分布并没有较大改善交易所国债市场预测的VaR值的准确性，然而偏t分布下的HYGARCH模型却更适合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银行间国债市场的风险大于交易所国债市场的风险。

目前比较流行的金融市场风险价值研究一般采用日收益数据，并基于GARCH类模型进行估计和预测。本文利用沪深股指日内高频数据，分别通过ARFIMA模型和CARR模型对实现波动率和较新的实现极差建模，计算风险价值。通过对VaR的似然比和动态分位数等回测检验，实证分析了各种模型的VaR预测能力。结果显示，使用日内高频数据的实现波动率和实现极差模型的预测能力强于采用日数据的各种GARCH类模型。

本文设定发生财务危机和经营正常两个对比样本组，经验分析中国上市公司CEO权力对财务危机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财务危机组，CEO权力越小，危机越严重;而正常组的CEO权力越大，经营绩效则越好。因此CEO权力大小是公司陷人财务危机的影响因素，且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而处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的财务危机公司，其CEO权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从产业的成长期到衰退期是一个逐步减弱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否定CEO适度集权，应当选择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