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推进这一战略则需打破市场准入管制壁垒。文章利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 2013—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和强化产品市场竞争激励”的产品竞争机制以及“减少政府要素配置干预和缓解要素市场错配程度”的要素配置机制而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发了企业创新策略的积极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以及追求高质量创新,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加剧下取得良好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运营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协调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参考。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滥用实体清单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以期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那么美国能实现其目的吗？鉴于此,文章整理了美国出口管制工具中的实体清单数据和商业管制清单数据,以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计量分析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其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但该抑制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其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该促进效应不仅会即刻显现且具有持续性,在考虑“树大招风”和产业关联的情况下,上述效应仍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通过阻碍创新知识流动抑制中国企业创新产出,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中国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最后,拓展分析显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内生创新”和减少低质量创新产出,研发国际化、龙头企业带头创新、政府创新驱动都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文章的研究既拓展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边界,对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也有一定启示。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基于 2008 年 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够提升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优势，高管简历作为重要的财务 报告文本，传递了高管背景特征这一私人信息，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评估企业创 新活动价值。基于此，本文以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方 法，从完整性、详细性和可读性三个文本特征维度，探究高管简历信息披露是否以及如何 为企业创新提供信息。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简历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经 过工具变量回归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简历信息 披露能够通过吸引高学历员工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本文拓展了财务 报告文本信息经济后果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高管简历在企业创新中的 重要作用，对监管部门完善信息披露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行业同群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对企业业绩 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在中国市场中显著存在。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除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创新的同群 效应通过行业竞争压力使企业需要做出与同群企业类似的创新决策以维持竞争优势，降低风 险。进一步基于“业绩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与投资者关注会 显著影响创新的同群效应。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规模、产权属性和盈利能力 均会对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我们证明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能够 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达到了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 的目的，也暗示了创新的行业同群效应更可能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盲目跟风。

现有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并未就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达成共识。具体而言，现有研 究并没有刻意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以致在理解社会网络时存在偏差。本文利用 2007-2016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股东关系网络为新视角，基于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的老问题，重新检 验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意图在解释社会网络影响机理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 股东关系网络为弱关系网络，其影响机理为信息优势。具体而言，我们主要理清了如下问题:1 不同网络的影响机理可能完全不一样，而股东关系网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网络却被现有研究忽视; 2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并非源自不同网络的差异，而是源自该网络的性质为“强关系”抑 或“弱关系”;3现有关于股东网络的研究多聚焦于企业集团，而企业集团仅属于特例，而我们定 义的股东关系网络为大型社会网络，因而其网络性质为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4十大股东有不少 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虽然这类投资者不参与公司经营，但也不会明显影响整体上的股东关系网络 的信息传递。上述结论经过多角度的检验均得到了支持。本研究补充了现有社会网络研究在解释 影响机理上的局限性。

本文以西部各地交错实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为背景，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企 业创新的真实效应。结果表明，西部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 并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企业中，高 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西部企业中高级人才(研 发、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在政策实施后显著增加。这与本文基于知识 基础观的预测一致，即西部各地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高级人才的流入，这种人力资 本的再分配使创新性知识向西部转移和溢出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本文尝试打开了制度因素 影响企业创新的“黑箱”，为西部各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改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稀缺的现状， 促进西部整体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

人类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离不开远行，远行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新事物、新环境 的渴望和探索，同时也有助于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基于这种直觉，本文手工搜集了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信息，探索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跨地区经历越丰富，任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越高。该结论在 考虑独立董事出生地差异、变量测量误差、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 发现，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不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保守的会计职业，更可能在总部位 于出生地、求学地和工作地以外省份的上市公司任职，所任职公司的股价波动也较高，即跨 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风险偏好更大;同时，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也更可能拥有政 治关联背景、更可能在大规模公司任职、获得的津贴也更高，即跨地区经历丰富的独立董事 资源和能力也更优。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优的资源、能力使得独立董事在公司创新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