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以往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只能进行宏观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或是只能在微观层 面上进行有限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数据限制，而本文通过将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对超过 300 万条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直接检验了对美出口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 响。结果表明，对美国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且当中美两国处于贸易摩擦时， 受打击的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予以应对，并且该促进效应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存在。另外， 本文不仅限于对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研究，而是纳入到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比较，并首次 发现不同国别和地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运用 PSM、动态 DID 模型、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 一个事实，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在困境中坚持不懈、追求创 新的结果，中国企业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展现。本研究将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政策制 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本文立足我国股票市场的两次注册制改革，运用事件分析法，考察我国主板、科创板与创业板实施注册制前后的变化。我们首先对比了注册制实施后，主板、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效率的差异，然后从财务风险因素与企业性质两个角度对注册制实施后，各板块上市公司的定价效率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第一，两次注册制改革对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都产生了正面影响，除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短期影响外，财务风险较小的公司的市场表现均更好；第二，与非国企相比，国企对于两次改革事件的反应均更为负面；第三，创业板上市公司在第二次注册制改革事件中表现出更为优异的市场表现，而科创板上市公司在第一次注册制改革中表现出负面的短期反应以及正面的长期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注册制实施对我国不同板块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可为未来股票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的政策运用和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对企业提高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收集了 2007-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和专利文本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提高劳动力总数，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以及拥有较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地区中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加深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认知，并在企业和政策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出了建议。

《公司法》第106 条规定，公司特别决议的形成必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才具有效力，当公司某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后，如果该大股东不投赞成票就相当于否决了特别决议事项，从而获得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否决权”。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4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法进行拟随机实验，在有效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混淆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股东“否决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 的临界值后，在特定多数规则的外生冲击之下，大股东的“否决权”使得代理费用显著下降了2.9~3.9 个百分点，代理效率显著提高了15.2~26.2 个百分点。最后本文进行了理论猜想，尝试对大股东“否决权”导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和代理效率提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诠释。

考虑企业价值进而股票收益中实物期权及其影响的部分，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法理论上探讨了CAPM 是线性定价模型的本质，并据此指出实物期权资产或其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是导致 CAPM 模型失效的原因。进一步，利用 1998-2012 年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根据 Fama-French 市值规模和账面市值比，以及企业所处行业构造投资组合，通过比较实物期权调整前和调整后组合预期收益-贝塔关系的差异，实证发现调整实物期权将使得 CAPM 有效。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资金支持和技术知识角度构建资金流和知识流网络，并进行多重网络解耦研究。利用我国创业板 2010-2019 年科技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数据及专利数据，构建以科技金融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资金流网络，以知识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知识流网络，将企业技术创新嵌入在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多重网络结构中，探讨企业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关系特征和结构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分别对科技金融网络、知识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具 有正向影响，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影响；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对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正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知识网络联系强度负向调节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