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文使用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均显示，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银行在当期和下两期都会对系统性风险有着更大的暴露。在风险传导机制上，影子银行通过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银行间关联度以及风险的放大机制等三大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当银行个体风险越高，银行间关联度越低，以及对负向冲击暴露越大时，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更显著。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技术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10.3%；SRISK 份额最高的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 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资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上升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上升0.34%，支持了“降杠杆”政策，这一结论对是否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都稳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但对小规模银行更有效。我们还观察两个银行机构特征，银行主动承担风险使得银行自身系统性风险上升，帮助企业发现债券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不会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利用省级和城市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的确存在显著负作用，风险上升的省份和城市经济作用更显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最优契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高管薪酬过度增长的现象，学者们越来越多采用管理层权力理论来解释银行业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从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个方面列出了更多管理层权力的指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基于以上结论的改进措施有助于完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规范银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

贵阳银行是申请拟上市银行，其2011年报披露其利率风险存在不同账户利率风险错误合并计算利率风险和一些资产负债“重新定价日”计算不准确的问题，可以看出该行的风险管理问题较大，如果这样的银行上市，其年报会给投资人带来错误的投资误导。

上市银行2011年报风险管理披露的相关内容普遍存在问题，包括风险关系不清、计算利率风险时一些资产负债“重新定价日”确定不准确和计算时段没有按监管要求计算的问题，而很重要的问题还有，这些风险披露的内容是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由此本研究也质疑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