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Jurado et al.(2015)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中国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个股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并检验了在存在卖空限制的中国A股市场中的不确定性的定价，着重研究了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对个股不确定性定价的影响。股票特质性波动率刻画了股票收益率中不能被市场风险因子解释的波动，通常被用于度量不确定性，本文提出其中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的相关部分才会在市场中被定价。本文提出利用股票收益率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的绝对相关系数来刻画在市场中被定价的个股不确定性，并发现不确定性越高的股票预期收益越低，即不确定性溢价在A股为负，这与Miller(1977)的理论相一致，即在存在卖空限制的市场上，不确定性越大的股票其价值被高估程度越大，因此预期收益率越低。本文进一步发现融资融券限制放开之后，不确定性的负溢价略有降低，市场的定价效率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反映了市场中存在的卖空限制和隐性卖空成本较高，及其对市场定价效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A股市场合理地放开融资融券限制，特别是有效降低融券成本、引入长期投资者提供优质券源，能够降低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改善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鉴于金融收益率数据存在的分布有偏、高峰厚尾以及不对称等特点导致传统分布难以对其进行描述。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 GAS ）理论改进了非对称拉普拉斯分布 (ALD) ，提出了GAS-ALD 模型，该模型具有时变参数，可以描述具有高峰厚尾、有偏以及分布不对称性等特点的数据。并使用该模型对上证指数、深圳指数与中小板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三个指数的分布参数与各阶矩均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与聚集特征；对比了常用的用于计算 VaR与 ES 的模型， GAS-ALD 模型对于 VaR 与 ES 具有较高的预测效力。

不同于传统的“业绩－薪酬”机制，本文从参与约束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经理人薪酬决定机制。采用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我们发现：（1）如果经理人在上一年度获得的薪酬低于（高于）同行公司的中位值，那么其在本年度的薪酬将显著提高（降低）；（2）在自利的经理人的干预下，这种同行比较机制使得薪酬易于上调而难以下调，从而表现出不对称性。本文的结论表明了限制经理人权力在完善公司治理中的意义。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

本文研究信息能否在关系网络中传递并促进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中国公司要在A股上市，必须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在发审委中，部分专职委员来自与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专职委员构建了会计师事务所和发审委的关系网络。当公司聘请担任专职委员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IPO审计服务时，被审计公司的信息会通过关系网络传递到发审委，从而佐证其提供的正式信息，保证上市公司正式信息的质量，帮助发审委做出选择。而无关系网络的公司因没有传递信息的渠道保证其正式信息质量，在其上市后，市场通过交易会逐渐获得公司的真实信息，从而对其股价进行调整。研究发现，上市后的12月内，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公司其收益率与市场保持一致，而无关系网络的公司其收益率远低于市场的收益率，同时在六个月后，有关系网络公司要高于无关系网络公司约15%左右并维持这一水平。且这种差别并不能由其他因素来解释。研究表明：关系网络能传递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体现了关系的社会价值。

在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金融体系自身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金融加速器机制、《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约束监管机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都会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而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加重金融的顺周期性。因此，对金融顺周期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梳理和借鉴。

金融资产对数收益常呈现不对称性和厚尾性，一般不是正态分布，而均值―方差 CAPM 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可能使资产 定价和资产配置存在严重的误差。本文考察了偏度和峰度在我国金融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中 的作用，发现加入系统性协偏度和协峰度的高阶矩CAPM 模型能够重新解释我国金融资产 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比均值―方差CAPM 模型更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相对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的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

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当前中国股指期货尚未上市，而香港市场的恒生股指期货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研究表明香港股市和期市之间存在相互引导关系，两市各自的波动性对消息的反应存在不对称性，并且期市和现市之间，期货交易产生的新息会加剧恒生指数的波动，而恒生指数的波动并不能对期货价格的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存在不对称的溢出效应。此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对于即将推出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GARCH族模型，以中国A股市场较有代表性的沪深300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股市价格波动中存在的条件异方差性和正负冲击对股价波动影响的不对称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股价波动存在明显的条件异方差性，但是并未发现正负冲击对股价波动影响的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