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分析了全球数字金融的发展趋势，提出监管科技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增强，数字货币将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石，传统经济理论的边界被迅速拓展，以及纸币消失与“金融元宇宙”的诞生等五个趋势，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经济结构、数字经济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与挑战，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辩证阐述了不确定性的含义，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激发新质生产力，为创新和变革提供潜能。

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 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法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经过深入研究，本文得出 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界事件的冲击反应具 有显著特征，并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和长期依赖性。不仅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 金融市场波动产生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数字加密货币价格的波 动。第二，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衡量溢出效应发现，数字加密货币和中国金融市 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在静态情况下，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动态情况下溢出 效应较为明显，尤其在极端经济事件中，数字加密货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 溢出关系会呈现极端风险溢出现象。第三，本文还考察了突发事件和政策不确 定性对总溢出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比特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则会缓和数字加密货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些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和投 资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加密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同时也为相关政府部 门制定监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理论模型基于风险积累渠道描述了金融不确定性通过干扰银行部门正确预期的形成，影响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并最终影响经济下行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部分基于 Jurado et al（2015）的大数据方法构建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使用分位数回归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左尾分布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扩张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会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好偏差，银行部门将提高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增加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紧缩波动期的金融不确定性将使银行部门预期向坏偏差，进而导致其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但该风险积累渠道发挥的作用较弱，此机制下金融不确定性对中长期经济下行风险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本文基于Jurado et al.(2015)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中国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个股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并检验了在存在卖空限制的中国A股市场中的不确定性的定价，着重研究了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对个股不确定性定价的影响。股票特质性波动率刻画了股票收益率中不能被市场风险因子解释的波动，通常被用于度量不确定性，本文提出其中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的相关部分才会在市场中被定价。本文提出利用股票收益率与宏观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的绝对相关系数来刻画在市场中被定价的个股不确定性，并发现不确定性越高的股票预期收益越低，即不确定性溢价在A股为负，这与Miller(1977)的理论相一致，即在存在卖空限制的市场上，不确定性越大的股票其价值被高估程度越大，因此预期收益率越低。本文进一步发现融资融券限制放开之后，不确定性的负溢价略有降低，市场的定价效率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反映了市场中存在的卖空限制和隐性卖空成本较高，及其对市场定价效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A股市场合理地放开融资融券限制，特别是有效降低融券成本、引入长期投资者提供优质券源，能够降低融资融券的不对称性，改善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