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但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手工收集并人工判别每家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情况的基础上，以 2011—2019 年间 334 家区域性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 PSM-DID 模型，实证考察了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济后果，给出了支持委托代理观点的证据：合作总体上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提高不良贷款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结合合作双方特征和业务与技术合作的对比分析，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作为代理方的科技公司能够自营贷款业务或同时与多家银行合作时，或者当委托银行的金融科技实力或话语权较弱时，委托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影响更明显；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以联合贷为代表的业务合作中，而能够显著提升银行金融科技能力的技术合作对银行经营表现并无负面影响。本文不仅立足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独特情境，拓展了金融中介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为科学评价商业银行选择不同模式发展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为监管层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基于晋升激励的视角，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验证了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我们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及如何修正官员考核体系以抑制不良贷款的累积。结果表明晋升压力大时，当地城商行会减少贷款量，但官员任期会弱化这种作用；从期限结构来看，减少的都是短期贷款，且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同时城商行会减少批发、制造业贷款而增加建筑、房地产业贷款，也会有较低的拨备覆盖率和较高的集中度、关联贷款及不良贷款率，且除关联贷款之外，官员任期大多对二者关系有一定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晋升压力的增强会通过增加城商行的建筑和房地产业贷款、降低拨备覆盖率、提高集中度的途径形成不良贷款，并且在官员考核中增加环境、民生指标的比重能够有效抑制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累积。

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由来已久，其存量的形成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金融生态环境原因。 在近年来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持续“双下降”的前提下，本文以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信贷激增为 背景，试图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演变轨迹、成因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设计出防 止不良贷款反弹、控制信贷风险积聚的方法和路径。

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由来已久，其存量的形成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金融生态环境原因。在近年来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持续“双下降”的前提下，本文以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信贷激增为背景，试图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演变轨迹、成因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设计出防止不良贷款反弹、控制信贷风险积聚的方法和路径。

新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绝大多数来自银行资金的支持。短期内商业银行面临增资扩 股的需要。如何从股权结构的安排上来促进其治理优化，从而防范其冒险行为产生显得更为 重要。我们利用沪深两市上市的 14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商业银行冒险行为的内 在动力机制与治理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越集中，银行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 当控股股东的终极控制权大于其在分红当中现金流权时，银行倾向于更大的冒险行为。而且 银行的冒险行为倾向于推高不良贷款率。因此， 如何在银行业的变革中关注股权结构的安排， 特别是股东的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有助于进一步防范商业银行的风险。

在美国在金融行业的放松监管推动下，崛起了很多能够跨区域地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金融集团。它们控制了美国国内甚至是国际的债务证券承销、银团贷款、资产担保证券、场外交易衍生产品和担保债务凭证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为了攫取巨额利润，金融集团利用批量贷款项目、自动贷款处理程序和证券化为次级借方提供大量的高风险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用证券化来扩大自己的收益并且向以为房市会持久繁荣的美国社会转移和扩散不良贷款的风险，而其控制风险的能力也因其致力于扩大交易和利润不断被削弱。当房地产的泡沫破碎的时候，金融集团所操盘的这种庞氏金融骗局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 年至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 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 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 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