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深圳A股市场2006年的停复牌和交易数据，构造了“停牌日”样本和与之对应的“非停牌日”样本，并通过计算“异常观察值”对停牌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控制部分其它因素的影响，本文还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停牌制度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例行停牌还是警示性停牌，停牌股票在复牌时刻的交易量都显著低于非停牌日的平均交易量，其价格变化率大于非停牌日的平均价格变化率；在复牌后的一小时内，其交易量和波动性都显著大于非停牌日的平均水平。总体来看，中国股票市场目前采用的停牌是缺乏效率的，停牌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实现监管层提高市场效率的既定目标。

在理性预期框架下，本文研究了虚拟成交价、虚拟匹配量和未匹配量在不可撤单模式开放式集合竞价过程中的作用，比较了开放式集合竞价与封闭式集合竞价在私人信息揭示、市场深度、价格波动性方面的差异，并对中国股票市场采用开放式集合竞价机制确定开盘价格前后的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封闭式集合竞价相比，开放式集合竞价对私人信息的揭示程度更大，并且具有更好的市场深度和更低的价格波动率，但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会随着知情交易者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本文在改进BW指数构建方法（2006）的基础上，利用封基折价等6个单项投资者情绪测量指标，剔除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构建了一个能较好衡量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的综合指数（CICSI）。在此基础上，应用CICSI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并通过费暄变换检验发现，从中短期来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说明国内股市投机气氛较浓；最后，检验了“牛、熊市”背景下情绪对收益的影响，发现在熊市行情中情绪反向提前作用于收益，而牛市行情中情绪与收益存在着正反馈关系。

本文利用1997年到2007年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检验我国股价泡沫的形成是否与通胀幻觉和再售期权有关。在基于动态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估计我国股票市场泡沫的基础上，利用换手率衡量投资者的信念异质程度，研究发现，通胀幻觉和异质信念均为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推动因素。并且相对于通胀幻觉，对于投资者更看重短期资本利得的中国股市来说，再售期权是我国股价泡沫形成的主导因素。

在理性预期框架下，本文研究了虚拟成交价、虚拟匹配量和未匹配量在不可撤单模式开放式集 合竞价过程中的作用，比较了开放式集合竞价与封闭式集合竞价在私人信息揭示、市场深度、价格波动性 方面的差异，并对中国股票市场采用开放式集合竞价机制确定开盘价格前后的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进行了 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封闭式集合竞价相比，开放式集合竞价对私人信息的揭示程度更大，并且具 有更好的市场深度和更低的价格波动率，但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会随着知情交易者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股票间的关联性是组合投资分析的关键内容，然而金融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有直接关心股票收益率间的关联性。本文研究上证180指数样本股票的关联性，采用单指数模型、常量相关模型、历史相关矩阵方法和第一主成分指数方法等4种预测方法，预测股票的相关矩阵，发现在单、双周收益率下，无论是统计意义下还是经济意义下的检验，常量相关模型的预测效果最好，而历史相关矩阵方法最差。此外，股票间的相关性是时变的。这些发现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组合投资分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说研究着重于股票价格行为的计量分析，但潜在地忽略了制度因素尤其是法律、法规等对股价行为与信息效率的影响，同时忽略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本文应用法和金融理论检验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对股票市场效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的股票市场也逐渐呈现出更为有效的状态。但个别法规会对市场效率的发挥产生消极作用。

中国股票市场的庄家操纵行为，可能是我们理解许多中国特有现象的线索，但关于坐庄手段及其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于文献，度量庄的困难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选取了44只被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以证券操纵为由处罚的股票及30只可推断为因庄家资金链断裂而连续跌停的股票为庄股样本，我们的经验研究表明，两市庄股具有显著高的户均持股数、流通股比率和显著低的流通股数量，沪市庄股具有显著高的股权集中度与换手率，深市庄股的具有显著高的大户持股比率，这些使庄股显著区别于非庄股的变量，可以作为庄的代理变量。我们对深市公司庄的特征变量与股票价格涨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深市股票价格达到最高价前一年末户均持股数与大户持股比率高的样本组，具有显著高的累计价格涨幅、年均价格涨幅、市场调节后的年均价格涨幅，并且在此后户均持股数、大户持股比率均显著地下降。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使用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以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为基础调整出的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检验。通过检验各模型估计出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和上市公司配股动机引起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在调整出的众多截面模型中，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进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3、在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采用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分行业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使用总体样本估计样本总体特征参数的方法；4、章永奎、刘峰（2002）使用的模型以及直接使用线下项目作为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不能揭示出盈余管理。

选取了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份指数、上证工业指数、上海商业指数、上海地产指数、公共事业指数、四川长虹、深发展A八个从1997.1.2―2001.12.31样本序列。分别进行了序列的性质分析，并根据序列的性质为它们建立了ARFIMA（p,d,q）模型，并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ARFIMA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对收益序列的预测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