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试图通过对2006年3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央票工具调控目标转变这一政策事件的观察，展开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演化分析，同时还基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通过设计实证框架，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程序下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利率形成机制从单一行政管制向双轨制过渡，货币政策操作程序已初步实现了从准备金总量程序向利率程序演化。并且，在利率双轨制约束的操作程序下，人民银行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引导货币市场利率，有效降低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

本文首先对全球性因素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探讨了协同效应的历史演变，然后实证分析了1998～2011年全球性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通过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世界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同性，同时，全球性因素对各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已成为系统更重要的因素。全球性因素引起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部分改变，然而，全球性因素在中国不同经济变量响应货币冲击中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全球性因素，某些经济变量对货币冲击的调整幅度和方向、持续性反应和时滞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全球性因素并没有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系统性、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的 SVAR 模型，采用 Narrative 方法和脉冲反应函数，在分解和识别货币政策 冲击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发现：货币供给水平政策的实施较为随意，宏观调控效果较差； 货币增长率存在盯住通胀的规则，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效应；央行的名义利率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实际产 出，宏观效应较好，然而对通胀表现出正负交错性效应。然后，在估计中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货币 新凯恩斯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利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货币供给规则，名义利率 货币规则能最有效的调控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且不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中国有效货币政策规 则的设计。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目标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传导至市场利率，并和信贷总规模一起实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该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最敏感，其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在利率双轨制下效果则不太显著。

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发现如果中央银行要实现开放经济下不同目标制的最优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成为要稳定国内经济，有效应对国内外冲击与实施独立和内向型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

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流动性过剩这一经济现象的宏观表现、形成原因及对经济领域 的影响进行讨论，进而重点探讨了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在此基础上，通 过相关经济变量，分析了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过剩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的效率，从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货币政策对实现货币政策四大最终目标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有必要对货币政策本身及其相关的政策体制作相应的调整。文章最后对在新的经济 环境下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进行初步的探索。

自改革开放以来，央行试图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和控制存贷款利率等达到稳定币值，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文利用1992年至2006年的数据，引入时变参数的泰勒规则和麦克拉姆规则模型讨论存贷款利率、货币供给量M1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的关系。发现官方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很小，02年以后反应系数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不符合泰勒规则，但官方利率对经济缺口的反应一直为正值，96年至99年还表现出强烈的抑制实际经济增长的现象。94年以前货币供给量不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过快的货币供给量增长是导致94年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94年以后货币供给量变化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货币供给量对实际产出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较大，一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供给量控制的不好，但在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能迅速增加。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物价上涨，利率变化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总结了1998年至2002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通过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呈现一定的内生性。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本研究还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利率政策的作用和外汇对冲操作问题，提出应增加央行国债持有量，解决因外汇占款增加带来的对冲操作工具不足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在介绍泰勒规则产生、内涵、发展的基础上，利用Lawrence模型将汇率因素引入，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相对于物价稳定目标，央行更关注经济增长；将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汇率因素引入到货币政策时，央行对利率的敏感性增强；继续推动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能更有效地提高泰勒规则的解释力；“前瞻性泰勒规则”能提高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origination、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ylor’s rule. On this basis, we then contrast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in an open economy by employing a model from Lawrence (1999).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aylor’s rule provides us a frame of reference in policy making; Central bank prefer “economic growth” to “price stability”;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public expectation and exchange rate, central bank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ice stability;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regime reformation would increase the explanation of Taylor’s rule;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could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monetar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