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形成，对金融环境造成较大冲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成为首要任务，信贷资产风险是金融风险的关键，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信贷资产风险管理面临重大挑战。本文聚焦国有商有银行信贷资产现状、分析信贷资产风险成因、提出风险防控对策，介绍中国银行临沂分行在化解信贷风险方面的成功经验，期望对信贷风险管理有所助益。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对中国东、中及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首先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且具有地区间的非均衡效应；其次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对于城乡经营净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再次通过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总收入差距减少，且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力最大。文章最后以收窄我国各地区内城乡收入结构各分项的差距为目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

以往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只能进行宏观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或是只能在微观层 面上进行有限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数据限制，而本文通过将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进 行匹配，对超过 300 万条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直接检验了对美出口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 响。结果表明，对美国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且当中美两国处于贸易摩擦时， 受打击的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予以应对，并且该促进效应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存在。另外， 本文不仅限于对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研究，而是纳入到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中进行比较，并首次 发现不同国别和地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文中运用 PSM、动态 DID 模型、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 一个事实，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在困境中坚持不懈、追求创 新的结果，中国企业的韧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此展现。本研究将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政策制 定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研究金融风险的事前传 染对于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具有 事前不确定性的网络模型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风险传染， 分析银行系统的崩溃 机制，同时评估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动情况。 研究发现:破产不是损失传染的必要条件，银行 对交易对手未来违约的预期有时会引发即期损失; 银行对交易对手的价值重估具有网络 效应，在外部冲击较大时会导致“估值踩踏”与银行系统崩溃;系统性风险主要受银行间关 联性影响，2016 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加强，中国系统性风险总体水平显著降低;银行脆 弱性与银行间杠杆有关，银行系统重要性与银行间资产规模有关。 据此建议监管层要求银 行制定明确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估值踩踏”;同时加强同业创新监管， 将银行同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完善政策救助与政策干预框架，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逆向跨国并购通常指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以获取战略性资源的国际化经营行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逆向跨国并购中如何根据不同情境特征选择相应的整合战略以应对合法化要求呢?论文基于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的25篇初始案例研究,使用质性元分析法,通过摘录、编码、归类过程,系统地分析了"制度—资源"二元交互驱动的战略决策情境与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过程的匹配关系,进一步探讨不同利益相关者响应行为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了一个整合的C-B-D（Context-Behavior-Decision）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逆向并购整合模式有4种,分别是"无为而治"型、"轻触"型、"支持性合作伙伴"型和"重触"型。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四类不同的组织身份管理、资源整合、社会网络、制度/文化应对机制决定了不同的并购整合模式选择。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