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多因素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了我国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公募基金的管理有效性。研究发现：（1）公募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高于股票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2）基于历史收益和持仓数据构建的指标能有效预测基金的未来表现。（3）通过组合这些指标构建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择优基金的未来表现显著优于现有的基金评奖体系。这些结果表明，公募基金作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重要渠道，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且基金的管理能力可以被合理的评价体系事前甄别。本文为探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提出的评价体系为帮助监管机构提高公募基金市场资金流配置有效性，阻止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文使用2007-2017年间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结论均显示，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越大，银行在当期和下两期都会对系统性风险有着更大的暴露。在风险传导机制上，影子银行通过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银行间关联度以及风险的放大机制等三大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当银行个体风险越高，银行间关联度越低，以及对负向冲击暴露越大时，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更显著。

依托中国省域层面的保险经营数据及世界价值观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将信任与保险销售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从两个角度——“值得信任”与“信任他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信任对地区财产险销售业绩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了相对滞后的信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以体现商业信誉为主的“值得信任”变量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风险承担更为敏感的“信任他人”变量则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既有的文献结论类似，财产险经营与地区信任的关系并不适用于人身险。

机器人投资顾问（RIA）能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帮助其决策，已出现在多种投资平台上。利用2020和2021年中国最大投资平台的账户数据，本文检验了机器人投资顾问提供的不同服务。总体上看，机器人投顾的使用率越高，未来的净收益和风险调整后收益也越高，资产更多元，风险也越高。和信息服务相比，建议服务能对未来交易行为产生更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机器投顾的建议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因此能更好地被遵循，这与信息服务提供的海量信息形成对比。本文没有发现现有机器人投顾能移除行为偏差的证据。

公司债能否合理定价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公正、有效地运行。针对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分析公司债信用利差时，除了关注微观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宏观因素。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共10年的中国公司债到期收益率的周面板数据；宏观因素不仅包括如消费者物价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股票市场指数等传统宏观因素的指标，同时纳入了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力度日益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以及工业发电量等多维度的宏观指标。利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上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化模型的解释力随公司债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升高；货币供给量M1与M2的增幅与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为正相关，但回归结果不十分显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不同评级的债券中出现了显著正负交替的现象，这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对持续的物价上涨，存在适应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预期所致；在与公司债信用利差正相关的宏观因素中，除了采购经理人指数、沪深300股指以及工业发电量外，固定资产投资额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司债定价影响最大。

政府补助是激励绿色技术投资的常用手段。我们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发现，有关政府补助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政策的预期效果。我们的识别基于能影响官方空气质量文本的外生天气变化，因为政府补助的分配依赖于之。我们发现，在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政府补助波动较大的城市里，公司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专利申请、研发人员都更少，特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绿色技术产业。本文认为政策稳定性能鼓励长期绿色技术投资，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

本文立足于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系统地梳理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风险承担机理，并选取 2015-2018年上市商业银行和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风险承担、流动性创造和企业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可抑制由数量型工具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流动性创造水平变化系统性风险增大会增加表外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是双支柱监管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重要渠道之一流动性创造可通过信贷额度 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因此，降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内在冲突，提高银行稳定性，有助于增强流动性创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 。

本文基于包商银行等事件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出险的几家银行存在的共同特征，挖掘同业业务风险与公司治理薄弱的问题。从银行系统脆弱性特征入手，使用中国银行业数据库(CBD)中2009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模拟银行在遭受外来冲击和其他银行通过同业网络进行风险传染的可能违约次数，构造银行脆弱性指标。进一步探究银行内部经营与治理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同业占比过高会加剧银行的系统脆弱性特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减缓脆弱性；2014 年同业监管政策实施后同业业务对银行脆弱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减弱。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治理亟需在当下引起公共政策实践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本文从公共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指出，随着改革在涉及市场/社会等政策领域的不断深入，亟需转变新的政策体系予以适应。“股灾”这一治理难题是源自于资本市场改革延续传统行政体制政策体系的运行逻辑，领域内的政策属性与制度特征并未被政府充分认知。未来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在市场/社会的政策体系下实施才能够有效化解风险，避免不确定性。充分理解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政策体系的体系特征与过程特征，有助于改善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政策效果，夯实改革的制度基础。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