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正由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全面转向以质量提升、风险可控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2024年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出台后，保险业在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安全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强化。本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系统界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性、人民性与专业性内涵，构建“规模—结构—功能—效益”四维分析框架，基于“十四五”以来尤其是近两年行业最新数据与实践进展，分析我国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普惠保障、科技赋能和风险防控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揭示产品同质化、服务信任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偏弱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金融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保险文化建设要求，从产品创新、服务升级、风险治理、监管优化和文化培育五个维度，提出推动我国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保险业由“保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保险中介业作为保险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行业高速增长期通过“人海战术”实现了规模扩张，但粗放式发展累积了从业人员素质不均、销售误导等诸多问题。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监管政策趋严，行业经历代理人规模大幅缩减的“减量”转型，“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命题。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分析行业现状，指出其面临监管框架与市场创新适配不足、专业化人才短缺、科技应用失衡、生态协同匮乏等核心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监管框架重构升级、专业化与职业化深度重塑、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生态系统协同共生四个维度构建协同行动框架，推动行业从“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跨越，助力其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实体经济风险管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企业并购活动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中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购的复杂性和合规要求随之提升，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面临的合规与诉讼风险也逐渐增加。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有效缓解并购风险及增强决策科学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主并方完成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升长期并购财务表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增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正向作用，而当管理层过度自信时，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放大激进决策的负面效应。机制分析进一步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公司治理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了并购整合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国有企业、关联并购和高风险并购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聚焦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的银发经济需求，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在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实践，总结 “技术 + 服务” 的创新模式，并提出适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优化路径，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年金保险是个体应对长寿风险的有效金融工具， 但市场需求却普遍不足， 在学术 界被称为“ 年金谜题” 。本文基于我国各地区人口死亡率与全国平均人口死亡率的差异性， 提 出了“ 长寿风险调整年龄” 概念， 借鉴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引入个体长寿风险感知系数， 测算了 中国各地区的长寿风险调整年龄， 将长寿风险调整年龄和长寿风险感知系数结合， 对个体的长 寿风险感知进行度量， 并将其带入生命周期模型， 模拟个体的年金保险购买行为。结果表明， 长寿风险感知较高的个体对年金保险的需求更大， 为解释“ 年金谜题” 提供了一个以长寿风险 感知为基础的视角， 强调了个体长寿风险感知对年金保险需求的影响。

金京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传统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行为金融的纠偏是否有助于缓解非效率投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行为金融纠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尤其是控制了公司战略选择这一潜在解释因素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非理性行为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优化和行为纠偏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分析未发现人工智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证据，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文献，也为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2年城市层面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技术转移基地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与城市特征后依然稳健。技术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中介路径，国外技术引进通过提升数字经济领域专利授权量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较小。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更易从技术引进中获益，而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引进的影响较小。城市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省会城市、内陆城市以及新基础设施较发达城市的技术引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扩大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企业宏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基于中国31个省份代表性报纸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力就业规模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存在破坏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减弱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度、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和减弱企业金融化动机的途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和国有属性企业效果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第三产业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缓解效果更强，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角度为高效减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