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国有股权在我国地方性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要准确分析银行关联贷款问题，必须纳入对国有股东行为和动机的考察。本文使用国内较为全面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国有股权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占比越高，关联贷款的规模越大、价格水平越高；这种影响的潜在机制是地方银行信贷投放偏好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而非地方政府利用国有股权通过低价关联贷款掠夺银行利益。本文是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与股权结构的首次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利用一分钟间隔的交易数据，结合 VECM 模型和 BEKKGARCH 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是否改变了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空事件还是利好事件，事件前后离在岸汇率之间始终存在协整关系，且离岸汇率占据主导地位，当二者出现偏离时多数情况下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靠拢，且离岸汇率始终是在岸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事件冲击显著增大了离岸汇率对来自在岸汇率的脉冲响应程度。当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时，离在岸汇率的波动率会显著增强，此时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事件冲击增强了在岸汇率向离岸市场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产生的上述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

货币长期中性的论断一直在理论上占主导地位，但现实中,通胀、通缩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却无法忽视。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但中央银行的认知水平、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专业技能、以及货币制度在共同影响经济绩效。

本文以沪深300指数和期货的每分钟高频交易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模型，研究了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的信息传递，研究结果显示，期货和现货价格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两个市场的价格发现贡献度差异不是很大，这表明，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目前还没有促进标的现货市场的信息效率，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对证券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市场信息的跨国（境）传播机制特别是国 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还可以增进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与信息效率的认识。本文应用 Hong（2001）、Hong et al. (2009）新近提出的信息溢出检验方法，详细考察并比较了我国A 股市场与美股、港股在次贷危机前后的互动关系，首次揭示了三者联动结构与信息传递的全 景图，包括互动的方式、方向、相对强度、当期影响与多期滞后关系以及时变性。研究结果 表明：（1）在三者的关系中，美股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对港股、A 股市场具有金融传染效应；（2） A 股市场不再是“独立市”，A 股不仅能够反映美股、港股等外围市场的重要信息，而且已具 有影响外围市场的能力；（3）A 股与美股、港股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均值溢出、波动率溢 出、极端风险溢出等多个层面，既有线性关系也包括非线性关联方式。

信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居主导地位，但其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扩张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难以控制或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 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有 关。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发展的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和局部信贷萎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因此，增加有效信用供给，发展非国有金融部门和非国有中小银行是提高我国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高管发动并购事件的动因及并购毁损股东价值的解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基于主并公司管理者的两个不同视角——理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视角及非理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公司并购动因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重新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并甄别两个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上的相对解释作用。并且，本文不仅关注了公司管理者的并购决策，还进一步研究了连续并购这一我国公司并购的普遍现象。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2000－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离散型因变量的面板数据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并不能解释主并公司管理者并购与否的决策，也不能解释连续并购为何频繁发生的现象；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中的相对解释力进行研究时，本文发现支持代理理论的证据充分，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度对管理者的并购决策或公司并购频率和次序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解释作用，从而确立了代理理论在管理者视角并购理论中的主导地位。除此以外，本文还发现在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自利动机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验对公司并购动因的作用是积极的，即能够降低管理者发起公司并购的可能性。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及目前治理的困境已经成为次贷危机检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历近30多年发展,宏观审慎逐渐成为系统性风险治理的新框架,并构成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体制需要确立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对微观审慎监管的整合。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法律改革应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以代替金融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