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汇率和物价是开放经济中最为核心的经济变量，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采用2001年1月—2009年1月的相关数据，针对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价格的传导是不完全，其中进口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较为敏感，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与消费价格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则相对缓慢，特别是无论从长短期的传导效果来看，汇率波动对于消费价格的影响都较为微弱。

当前中国经济外需紧缩、出口受阻的现实使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再次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1981-2006年SITC标准分类的产业数据，本文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额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显著的，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分类影响存在较大差别。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快出口企业产业转型、促进内需，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当前汇率调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模型，采用1978-2006 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较短时期内，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同向的冲击作用，但长期对经济增长没有太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促进经济增长应采用的汇率政策提出了简要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本文以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9月18日的中国股价与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数据，利用GARCH模型来探讨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股票价格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得知，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波动是负向影响中国股票价格报酬的，也符合有价证券余额理论的主张；汇率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在宏观决策中应予以高度重视。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选取自汇率制度改革后的826个高频日汇率数据，在使用GARCH（1，1）模型研究美元和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基础上，对美元、港币、日元和欧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持续性强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我国的外汇市场上，美元和港币的主导性最强，欧元次之，日元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