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利用一分钟间隔的交易数据，结合 VECM 模型和 BEKKGARCH 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是否改变了离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空事件还是利好事件，事件前后离在岸汇率之间始终存在协整关系，且离岸汇率占据主导地位，当二者出现偏离时多数情况下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靠拢，且离岸汇率始终是在岸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事件冲击显著增大了离岸汇率对来自在岸汇率的脉冲响应程度。当中美爆发贸易冲突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时，离在岸汇率的波动率会显著增强，此时在岸汇率向离岸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事件冲击增强了在岸汇率向离岸市场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产生的上述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

使用DCC-GARCH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与东亚六种货币汇率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来说，危机后各货币的同步性程度均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第二，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关性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危机前东亚货币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但危机后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并且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及贬值时，才表现出与人民币的相关性，而人民币贬值幅度越大，东亚货币的贬值幅度也越大；第三，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本文选取了2011年1月1日到2012年10月10日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数据源，采用了BP神经网络动态模型与ARMA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预测人民币汇率的涨跌方向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大小偏差上，BP神经网络动态模型的预测效果都要好于ARMA模型的预测效果。

本文在对热钱流动导致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影响金融脆弱性的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基于国内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月度股票收益率和房屋价格指数，利用SVAR模型研究了热钱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热钱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着长期均衡关系，热钱流入显著推动了股票价格指数上涨，并得到股票收益率波动的30%是由热钱异动所致，但热钱对房屋价格指数影响相对较小，表现在房价变动中20%与热钱流动有关；另一方面发现股价上涨同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有着正向影响，被抬高的房价会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流入。基于热钱对金融稳定与脆弱性的影响，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合理疏导等治理热钱的政策建议。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行以来，进口人民币结算额远大于出口人民币结算额。本文就这一问题分 析了人民币结算的福利情况及现有研究进展，并利用 VAR 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 响因素。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中美利差扩大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导致人民币结算额上升，中美通货膨胀率 差扩大和我国占全球贸易份额上升将导致人民币结算额下降，加工贸易使人民币结算额先上升后下降，金 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不确定。方差分解表明，中美利差对人民币结算额变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几个因素，其 余依次为中美通货膨胀率差、人民币汇率预期、加工贸易、我国占全球贸易份额和金融市场发展，这表明 套汇套利是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影响因素。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与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建议的时间表大致相符，假设到2020年中国已大致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的前提下，我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将显著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将变得更加平衡。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而公共部门的净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将大幅下降。由于私人部门的国外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减少，中国将能够从国外赚取更高的净投资收入。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净债权国，而到2020年净国外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将大致维持稳定。这些结果表明，因为资本流动将双向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不会对资本账户开放十分敏感。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增长差距将继续支持人民币实际汇率温和升值。

购买力平价是衡量均衡汇率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依此方法对人民币低估程度的估计也曾经是最为严重的。本文就如何适当运用购买力平价来度量均衡汇率的问题做了系统性的文献回顾和评论。结合近期的相关研究，我们指出了在一些有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需要商榷乃至于错误的地方。本文认为：相对于基本均衡汇率等方法，扩展型的购买力平价方法更适合于度量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世界银行2005年购买力平价数据显著降低了关于人民币低估程度的估计，根本性改变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议的形势，而有关世行数据本身被低估的观点未必成立；最后，当前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